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材料一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贸易内容与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贸易，繁荣的外贸要求规范的管理。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职官——市舶使。市舶使也称“结好使”，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清朝的“海关监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对外国船只征收的吨税），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但“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

材料二   两宋时期，为了加强对日渐繁盛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并增加外贸税收，宋朝开始制定专门的对外贸易法规。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制定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独立的对外贸易管理法规——《广州市舶条法》。该条法作为广州市舶司运行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包括提举市舶司的职责、贸易管理、外商保护等具体规定，已经具备一定的系统性。该条法虽然是针对广州市舶司制定的，但由于“令全国各口岸城市市舶司执行”，因此促进了宋代对外贸易管理法制的整体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腾伟《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

材料一   大唐王朝利用军事优势构筑了基于羁縻统治形式的庞大帝国。羁縻州又称为“蕃州”，首领须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实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治管理方式，由朝廷的派出机构都督府或都护府代行具体管理职责。在羁縻体系下，羁縻各州名义上是以“州、县”划分属民或属部，实际仍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各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羁縻州只是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的非正式州、县，故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本质的区别。

——摘编自杨军《羁縻体制与古代边疆》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原为伯克、阿訇所掌握的司法权，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