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材料一   一般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开始于10世纪后期。其实9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和东方贸易有关的城市已然兴起。11世纪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西欧各地不断有新的城市出现。许多城市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者脱离农村与商人集居而成的。还有一些城市是由封建主、教会、国王主导建立的，他们希望得到货币，而获得货币的手段之一是向城市索取。

——摘编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材料二   长安是隋唐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沿海地区的广州、明州、泉州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尤其是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和洛阳。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要求用文艺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话本和戏曲就成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样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一   大唐王朝利用军事优势构筑了基于羁縻统治形式的庞大帝国。羁縻州又称为“蕃州”，首领须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实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治管理方式，由朝廷的派出机构都督府或都护府代行具体管理职责。在羁縻体系下，羁縻各州名义上是以“州、县”划分属民或属部，实际仍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各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羁縻州只是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的非正式州、县，故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本质的区别。

——摘编自杨军《羁縻体制与古代边疆》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原为伯克、阿訇所掌握的司法权，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