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代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下，讽谕诗便被唐代诗人应用得“前无古人”，因而也具有了明显的“谏言”性质。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在于他们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不仅在于文人们基于职司、言责谈得失、明体用，而且在于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据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材料二   在效忠和效率这对困扰所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矛盾中，中国传统国家一向着意点就是前者；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生活节奏相当缓慢，不在军情紧急情况下，行政效率一般不是大问题，而效忠与否往往关系着王朝的生死存亡，任何官员个体或者群体对皇权不忠，都是皇帝无法容忍的。一个庞大的全能式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无限扩张权力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机制制衡，后果将难以设想。这将会导致皇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即是这种制衡机制的表现之一。传统中国的制衡机制，跟其他古代国家相比，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当然，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材料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坦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微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到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律曰：“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摘编自杜佑《通典·选举》

材料   春秋政治家管仲认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孔子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世的儒家经典，历史教育蕴含其中。

汉武帝诏令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以《诗》《书》《易》《礼》《春秋》作为教学内容。其中《春秋》就是鲁国的编年史。

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就组织人专门修史，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代设有太学、国子学等学校，学生都必须读《春秋》《国语》等史书。开科取士将《左传》等史书列入考试范围，在考策论时，常以历史典故作为题目。

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著书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此书成为宋代及后代学校历史教育的重要教材。宋代科举考试“每至命题考试，主典籍而参以正史”。

元朝在京师设立蒙古国子学，用蒙文编译《贞观政要》等史籍，供蒙古官僚子弟学习。

明代的学校将《资治通鉴》等史书列入教材，要求学生阅读。

清代统治者规定将《资治通鉴》作为学生的教科书。

——摘编自梁励《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点探析》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由于财政危机，国家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已全部收归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国家不仅占有了盐铁商人的利润，而且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国家一旦控制了盐铁，大量为豪族地主所隐古的人口，不得不出高价食官盐、用官铁，等于是在向国家交税。“天下之利”尽由国家掌握，将商人排斥于流通领域之外，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商业独占以榨取农业赋税的一种方式。

——程念棋《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汪沫《神童诗》

该制度包含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等基本精神，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具有很高人文素养的行政管理人才，它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垄断，限制了皇帝、宰相的权力，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

——《剑桥中国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