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在历代皇权主持下的改革和裁抑过程中逐步萎缩，最终从体制上被废……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任怀国等《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三   唐无论社会、经济、选举、交通等，较之西汉，其繁杂程度又何止十倍！旧体制不足以取新社会，于是政务决策则由丞相一人转为中书、门下两省合议：谨慎大政之决策在此行政过程中，宰臣与君主有俱不可得而专擅。论者徒就君相权力表面之分划而谓唐制为汉制之退步，恐未得设立制度之真情。

——据孙国栋《唐宋史论从》整理

材料一   

材料二  （汉高祖）矫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

——《隋书·地理志》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二   秦以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由于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先秦儒学中的民贵君轻、君臣共治、明主慎法等观念也得到传承。遇到贤明的君主，官僚就可以以此为据，抑制皇帝的私欲。官僚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权力也可以约束皇权。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分析》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掌、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①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创建，健全并得以初步确立的时期﹔

②这是由文化多元走向文化思想相对统一并确立社会主导思想的时期﹔

③这是一个以开放和发展为主题的大时代……

材料二   

材料一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民，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摘编自《史记陈丞相世家》

材料二   元朝为管理这样广袤的疆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省制度……在邻近首都大都的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不设行省，称为“腹里”……吐蕃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也未设行省……起初行省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派出机构色彩，至忽必烈后期已基本上转变为地方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

材料三   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清朝对边疆民族的治理使得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材料一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四邻的夷、蛮、戎、狄等民族被华夏族概称为“夷”。到春秋时期，四夷的势力有增无减，并且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华夏和夷狄虽有冲突，但就种族、血缘而言，则与华夷往往存在联系。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如晋文公之母为戎女，其妻亦为狄女。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曾以蛮自居的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春秋战国，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之外，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均田制、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四   1115年冬，“阿骨打用杨朴策，始称皇帝，建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国号大金”。金朝建国后，完颜希尹仿效汉字楷字，合女真语创制女真字，阿骨打“命颁行之”。自大定十一年起，在科举考试中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人在创制、推广本民族文字的同时，积极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汉文化。金世宗为了让不懂汉文的人学汉文化，命译经所翻译了《易》《书》《论语》《孟子》等，“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摘编自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

材料一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牢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二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整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