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 文官制的核心就是权力运行的理性化，所有政事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地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内朝”预政，权力的运行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化，唯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行非常稳定。北宋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南宋洪咨夔对理宗说：“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换言之宋朝文官集团清醒地认识到宦官、女谒、外戚这些非理性势力的破坏性，要求公权力在文官制框架下行使（政出中书）。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二 根据宪法，大臣是负责制订政策，文官负责执行，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是随不同的人和情况而变化的。”文官职位的长久性与大臣职位的暂时性形成了对照，当两者发生意见不一致时，那不是暂时任职的两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暂时大臣和部门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政策之间的不对等的较量。大臣频繁调动导致其专业知识的匮乏，如安东尼克·罗斯兰九年中先后担任过六个不同部门的大臣，从专业知识方面来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因此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有准备的……大臣是非常罕见的”。部门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地使行政人员有权决定哪些问题要请示大臣，哪些问题不用大臣过问就能解决。
——摘编自李治国《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文官制的核心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官制度运行的特点及其目的。
材料一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道之下是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这时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巡视道的官员都属临时派遣的性质，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常设的“采访处置史”管理，后来地方官吏的权利日益增大，节度使往往兼领道的长官，掌握军政大权，道也成为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摘编自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宋朝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起初是依照唐制分全国为十道，997年改全国为十五路（类似现在的省），后不断增加，直至二十六路。在路之下，宋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州、县两级，与州平级并存的还有府、军、监等机构。在路、州增设“监司”、“通判”等职，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但也造成宋朝冗官多的弊病。
——摘编自周宝珠、陈振主编《中国历史·宋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
材料一
——摘编自张海鹏徐蓝等《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86人；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摘编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材料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贡献。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的认识。
材料 宋朝科举制度的演变，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完备、成熟。宋朝科举制度的第一大特点，一系列措施，变“恩归有司”为“恩由主上”；第二大特点，是考试方法日益完备、严密，尽量实现“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第三大特点，是在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量达到经世致用；第四大特点，是取士与育才统一，科举与学校相结合；第五大特点，是及第授官优待士人，使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这一演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宋朝科举制度的特点，还有其他种种，也颇具特色，还都有待于进一步地揭示和研究。
——摘编自张希清《中国科举制通史·宋代卷》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自拟论题，并对所拟论题具体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 科举作为吸收寒士的唯一途径，也让宋廷把科举当作最重要的取仕途径。北宋前期，一方面通过糊名、誊录、覆试、禁止公荐、禁止作弊乃至禁止参加科举等方式排除家世在科举中所起到的作用，降低势家子弟的及第机会；另一方面则施行免除路费、降低考试要求等偏向寒士的政策。科举作为帝王权术的有力手段，由于权相政治在科举中排除异己，吸纳党羽，在某种程度上窃取了帝王的“威福”权柄，变天子门生为私人的政治党羽，令科举沦为权相掌控权力的工具。在参与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势家子弟可以借助家世提供助力，而宋廷通过各种制度政策禁止势家等对科举的直接影响，将势家子弟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家世仅能在提升势家子弟的文化素养上有所助益，以至于家世不再具备直接干涉科举的能力，间接影响士人考中科举的概率。宋初借助“抑势家，拔寒士”的政策来抑制势家大族的隐性影响，缩减二者在科举考试中的差距，促进社会流动。这种科举政策，有助于弥补科举之外的不公平，实现公道正义。
——摘编自李兵《宋代科举“抑势家，拔寒士”政策考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初“抑势家，拔寒士”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抑势家，拔寒士”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汉世之初，矫枉过正。欲大本枝，先封同姓。建元已后，藩翰克盛。主父上言，推恩下令。长沙济北，中山赵敬。分邑广封。振振在咏。扦城御侮，晔晔辉映。百足不僵，一人有庆。 ——《史记》 |
时群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皆得专达于有司，颇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馆歙人谢泌，请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诏从泌请，遂著为定制，中外所上书疏亦如之。 ——《宋史》 |
材料二 秦至明清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兴衰变革，是因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发生的，历代的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宗教问题、外交问题和经济问题，都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反映出来。因此，历代行政机构的设立，既有适应社会需要的调适性变迁，又有满足行政体制规范化需要的结构性变迁。
——摘编自甘泉、张海鹏、任式楠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结合材料一中汉初与宋初行政机构变迁的史实，对材料二的观点进行论证。
材料一 内藏库实际是宋朝皇帝亲自掌管的理财机构，号称“天子之别库”。内藏库财赋的用途较广，如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到景秸四年（1037年）正月，三司共向内藏库借贷钱帛917.2万贯匹。这种借贷往往是有借无还的。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提取内藏库锦绮绫罗100万匹，“下陕西路市籴军储”。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提取内藏库900万缗，用来犒赏军队。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秋霖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钦宗靖康初年，“御笔：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
材料二 内藏库内部设监官，委派诸司使或副使（武臣）和内侍充任……元丰改制，内藏库名义上隶属户部和太府寺。户部所属金部右曹案“主行内藏受纳宝货、支借拘催之事”，太府寺兼管奉宸、内藏库的受纳事务。至于两库“支用多少”，户部和太府寺“不得以会计”“文籍舛谬，不得以稽察；岁久朽腐，不得以转贸”。两库“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徽宗时，内侍受到重用，“内侍总领内藏，予夺专己，视户部为僚属”。在这种情况下，内藏库全归内侍控制。南渡后高宗时，内藏库仍然不隶户部和太府寺。绍兴十三年，规定“有司辄敢（向内藏库）会问，与供报者，皆坐之”。于是，内藏库全由内侍管理，而与外廷无涉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内藏库财赋的用途。(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内藏库财政管理制度建立的背景和作用。
材料 有三个时代，中国人特别热衷讨论“中国”。第一个时代是北宋，关于“正统论”的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第二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热衷讨论“中国”和“中华民族”。第三个时代，应该就是当下，现在中国崛起。需要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是怎么样的？第二、要认识现在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第三、要认识中国未来要如何和世界相处？
——摘编自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从材料中任选一个时代或者多个时代，对学者的观点进行解读。（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材料一 宋代官印一曰“宝”，专称君主玺印，用玉或金；二曰“印”，是各官署、官员用印，三省、枢密院用银，六部以下用铜；三曰“记”或“朱记己”，用铜，尺寸略小于“印”，地方职司、诸军将校等使用。“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发送给其他机构的“行移文字”“若官文书脱误者，咨长官改正，其事理要切处皆用印”；中央重要部门的日常文书会专门委派官吏负责“对读印押”“点对印押”。
——摘编自邓小南《宋史研究诸层面》
材料二 “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置文书半印勘合。”其制：“以簿册空纸之半，而编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半纸册付天下布政使、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所司以册合其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凡诸司印信，铸印局专管铸造，如有刑削，则换给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该局，辨其真伪。”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在军队和边远地区有行移勘合、军事勘合、调军勘合、出关勘合、宗藩勘合、通贡勘合、外国勘合等等。
——摘编自黄才庚《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官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的作用。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对政务运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