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但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全国法律体系极不统一，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制度。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法国民法典》，法典明确表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原则，这与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相适应。同时，法典保持了革命的精神但又放弃了革命时期采取的激进措施，甚至回到传统原则。在法典中，没有总则和过多的抽象概念，实际规范简洁明确。法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开了近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先河，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何方宁《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等
材料二 我国民法典在充分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体系构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我国民法典没有采纳大陆法系国家经典的“三编制”或“五编制”的体系，而采取七编制，即由总则、人格权、合同、物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组成。增设了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以民事权利为红线构建民法典体系。这些都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特色，也是对世界民法典编纂的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民法典的颁布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民法典编籑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你从法国和中国法制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桑弘羊的经济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相较于桑弘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何不同之处，并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做简要评价。
材料
战国至秦 | 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发给粟米 |
西汉 | 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汉宣帝时因“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增加）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
魏晋 | 帛、粟、钱各占⅓ |
唐代 | 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俸禄依官的品级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钱 |
宋代 | 官员的俸禄丰厚，名目繁多，如最高文散官除每月给俸钱120贯钱外，还有绢绫罗锦以及职钱、公用钱、出差费和仆人费用等 |
元代 | 俸禄支付纸钞，也叫俸钞 |
清朝 | 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白银，二品155两白银，以此减少。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雍正帝，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因此，推行养廉银制，其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份地不足，但仍然保留着重分土地来承担国家赋税的习惯。改革后土地重分的周期有所变化，有些公社改革后就没有重分过土地，有些村社的土地重分的周期也变为24年之久。改革后，农民虽然获得了“自由”，分家的农户也越来越多。但为了耕种需要赎买土地，这样本来就很贫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本来就不充足的土地，公共资源也不断减少。一些村民为了生存，只好把自己家仅有的土地出租，外出打工。农奴制改革后农民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得到了解放，可以说改革后村社是国家管理地方基层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陈丽娟、程广通《浅议1861年俄国村社职能的变化》
(1)根据材料，概括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发生变化的作用及局限。
材料一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神并不走严肃呆板的崇拜符号，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结婚生子，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会高兴，会悲伤，会自私，会嫉妒，他们也有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简而言之，他们是被希腊人神化后的凡人。所以美神阿芙罗蒂德虽残缺了双臂(即著名的《断臂维纳斯》)，仍然以神的姿态感染和震撼了无数的人。神性与人性赋予了石块以蒸腾不止的生气。她使人们了解到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审美理想:外在美和精神美的统一，神性与人性的融合。
——摘编自齐宇飞《从古希腊雕塑艺术看希腊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十八世纪，西方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它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比文艺复兴运动带有更加猛烈的政治革命的性质。文艺复兴提倡“人性”，旨在摆脱天主教神学的束博，强调追求现世的幸福；启蒙运动则前进一步，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旨在反对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国”，重新构建人类秩序。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内涵有何不同，并结合材料一说明西方人文精神产生与发展的共同点。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工商业改革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