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 唐初人户凋敝，政府控制的人口很少。为了增殖人口，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贞观年间，政府招徕塞外及突厥前后内附者男女120万口，党项羌前后内属者30万口。太宗下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为了缩短生育周期，玄宗时期将结婚年龄提前，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律》还专门规定，同姓为婚者徒二年，近亲通婚以奸论，并强令离散。此外，唐政府还鼓励寡者再嫁，提倡抚养孤儿，禁止妻妾逃亡和出妻，将人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指标等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加之当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唐前期人口迅速增长。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前期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前期人口增长的影响。
材料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出身于耕读人家，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开始学起。他先后多次参加乡试不第后，丢下科举，一心学医。1909年，他完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第一部中西医结合的专著，主张学习吸收西方医学的先进成果来补充中医，力主实现中西医之融通，力求发展中医。张锡纯深受“津沽医学”鲜明地域性、广泛包容性等特色影响，摒弃当时中医界固守旧说、空谈理论的恶习，接受近代科学实验的方法，一丝不苟、细致观察病情，成为当时一种新的学风。1928年，张锡纯寓居天津，开办了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和“中西汇通医社”，培养后继之士，建立中医院以巩固阵地。
——摘编自王远韬、刘毅《近代中医科学化的先驱——张锡纯》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锡纯取得巨大医学成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张锡纯医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材料 八思巴（1235—1280），生于吐蕃贵族之家，跟从伯父高僧萨班学习，精通藏传佛教经典八思巴是尊称，意为“圣者”。窝阔台汗时，蒙古军进入吐蕃引起震动。1244年，八思巴跟随萨班北上凉州会盟，吐蕃各僧俗首领表示归顺。1251年，萨班去世。八思巴继为藏传佛教萨斯迦派首领。1253年，在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备受崇敬。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至元元年（1264），立总制院（后改名宣政院）管辖全国释教和吐蕃僧俗政务，以国师领之。至元六年，八思巴创制成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颁行。八思巴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元世祖把吐蕃十三万户指定为其供养地。十一年，八思巴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八思巴著有《彰所知论》等著作。
——摘编自《中国历史大辞典》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八思巴的历史功绩。
材料 （刘祚昌先生）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使以往干巴巴的世界史变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活生生的历史。其概要如下：
教材编写方法 | 教材的内容 |
| 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大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 | 改变了以往世界史只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 |
| 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 | |
| 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 | |
| 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等。 |
——摘编自陈海宏、吴倩《刘祚昌先生的世界史研究》
请对刘祚昌先生关于世界近代史教材编写的观点进行评析。（说明：可以在“教材编写方法”或“教材的内容”中任选角度，也可以从材料的整体角度出发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国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较大差异。英国避免卷入国共内战，军事上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规模有限的合作，并尝试与中共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接触。中共方面愿意与英国建立联系，并将美英区别对待。1948年底，随着三大战役的进行，英国正式确立“一只脚踏入”的对华政策。渡江战役后，英国议会各党派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将予以事实承认的共识。1949年6月28日，《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中国共产党向外界表明，新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愿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前提下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不会在短时间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
······英国进一步明晰，中国“一边倒”政策也不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考虑在适当时刻承认新中国。1949年10月14日，广州的解放，解放军兵临香港，这使得英国意识到应加快承认新中国的步伐。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在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同时推动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国民党当局最终没能阻止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至此英国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基本走向破裂。之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典、瑞士、挪威、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得以稳定。到1970年代双方抓住机遇，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摘编自郭元博《1949年前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变化与国民党当局应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49年前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对华政策变化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英两国关系的变化。
材料 如表所示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的概况。
| 时期 | 概况 |
| 西周 | 形成中国最早的冠服制度，服饰的材料、颜色、纹饰均与身份地位挂钩，体现出尊卑等级。 贵族在不同的场合下，穿的衣服也各不相同 |
| 春秋战国 | 各诸侯国、各民族的服制多样，与西周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窄袖短衣的胡服传入中原地区。赵武灵王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服制改革，是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服制变革 |
| 秦汉 | 服制归于统一。随着染织、刺绣、金属加工工艺的发展，服饰的装饰丰富，丝织品的色彩艳丽 |
| 魏晋南北朝 | 胡服流行，其窄袖紧身、圆领的特点也被汉民族的服饰所吸收。孝文帝改革，一度改穿汉服。南方的士人为彰显个性，往往袒胸露臂，披发跣足 |
| 隋唐 | 服饰色彩艳丽，重装饰，女子着装开放。胡服与外国服饰流行 |
| 宋代 | 着装趋于拘谨保守，色彩不再艳丽，风格上倾向于质朴、洁净、自然、淡雅 |
| 元 | 服制混乱，汉服与胡服既并行不悖又相互融合 |
| 明 | 服制沿袭唐制，禁胡服。明中叶以后，服饰的材料、质地与样式均追求奢华艳丽，重装饰。棉布成为主要衣料 |
| 清 | 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强迫汉人改穿满族样式的服装 |
——摘编自邓凌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中的沿袭与变革》
提取材料信息，围绕“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 新航路开辟后，最初来华的西医师主要身份是传教士，他们通过外科手术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西医在中国迅速推广。传教士带来西医的同时，也将中医向西方传播。如清前期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将中医人痘接种技术传入欧洲；20世纪初，法国驻昆明副总领事苏里耶·德·莫朗学习针灸并回国行医，在西方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新文化运动后，国内出现了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通过废止中医的法案。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有许多人强烈要求废除中医，毛泽东坚定支持中西医结合，中医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进一步走向世界。据统计，到2022年，中医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摘编自罗曼《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或多个角度，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准确，逻辑严密）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科举制如此命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废除科举制，是士绅阶层由清廷统治基础成为清廷革命者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分析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