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但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全国法律体系极不统一，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制度。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法国民法典》，法典明确表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原则，这与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相适应。同时，法典保持了革命的精神但又放弃了革命时期采取的激进措施，甚至回到传统原则。在法典中，没有总则和过多的抽象概念，实际规范简洁明确。法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开了近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先河，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何方宁《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等
材料二 我国民法典在充分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体系构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我国民法典没有采纳大陆法系国家经典的“三编制”或“五编制”的体系，而采取七编制，即由总则、人格权、合同、物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组成。增设了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以民事权利为红线构建民法典体系。这些都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特色，也是对世界民法典编纂的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民法典的颁布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民法典编籑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你从法国和中国法制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桑弘羊的经济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相较于桑弘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何不同之处，并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做简要评价。
材料
战国至秦 | 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发给粟米 |
西汉 | 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汉宣帝时因“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增加）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
魏晋 | 帛、粟、钱各占⅓ |
唐代 | 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俸禄依官的品级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钱 |
宋代 | 官员的俸禄丰厚，名目繁多，如最高文散官除每月给俸钱120贯钱外，还有绢绫罗锦以及职钱、公用钱、出差费和仆人费用等 |
元代 | 俸禄支付纸钞，也叫俸钞 |
清朝 | 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白银，二品155两白银，以此减少。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雍正帝，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因此，推行养廉银制，其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工商业改革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商人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明中叶以后这种由商人所建的会馆之所以出现，是经济因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行社会整合的产物。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全国出现了几个比较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经济生产区域，突破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千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米”的经济格局。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贱商的传统有所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商人及其职业的鄙视、敌对转而采取认同的态度，清康熙帝曾说过“通财贸之血脉者，惟有商贸。”这一转变是各地商人会馆兴起的政治舆论基础。明清以来纵横捭阖的十大商帮，以全国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本地商帮与客帮之间矛盾频出。一些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还不时造成纠纷和冲突，本地商人依仗其地域和人际、文化优势，常常欺侮、排挤外来客商。而这种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的相互认知和认同。于是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明清商人同籍人士各出其力，通过在客地修建富有故乡文化特色的恢宏壮丽的会馆，向人们展示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达到以群体力量共谋发展的目的。
——摘编自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
材料二 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同乡会获得了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了会馆的规模。清末民初，随着新政的展开以及“社团主义”等新式社会概念的引入，很多社会中间组织都经受了早期现代化的更新与再造。较之会馆而言，同乡会内部管理民主化特征明显。同乡会一般都设有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察理事会。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比如，宁波同乡会按照会务的多寡设立了各种分工明确的专职机构。除此之外，同乡会更加注重外来人口的现实生活，还将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推行教育、提倡实业、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救生”事项。
——摘编自邱国盛《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管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商人会馆得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会馆相比，近代同乡会的变化，并分析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会馆和近代同乡会设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图为1936年《儿童杂志》刊载的《谈谈鸦片战争》的会话摘编。
| （大聪——哥哥，省立中学学生） （小敏——弟弟，育才小学学生） 小敏：哥哥，我要问“鸦片战争”是怎样一回事? 大聪：清朝的时候，鸦片运来得越来越多，现银流出也就跟着多了，好几个皇帝都下过禁烟的命令。 小敏：那么，怎么会同英国人打起来的呢? 大聪：皇帝叫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英国商人不服从禁烟命令，不怪自己不好，反去求印度总督来救援。 小敏：林则徐就吃了败仗? 大聪：不!打了胜仗，可后来英兵攻打浙江，破定海，封镇宁波，进逼天津，清朝皇帝不中用，怪林则徐闹出乱子来，把他革职，叫琦善去和英人议和。琦善这个人不会办事，英兵就再打进吴淞，进逼南京。清朝皇帝就和他们订立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小敏：…… |
材料二 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以“近代性”（科学与民主）区分近代史与晚清史；二是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世界史，这两个点是我们看历史的“眼睛”，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眼睛”。
——摘编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1)大聪的讲述，会让小敏对“鸦片战争”形成怎样的认识?(2)你认为应如何书写“鸦片战争”?说明理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