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新式学堂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新式学堂存在的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妙应寺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因院内白塔而得名白塔寺。数百年来，寺内的元朝白塔一直是北京城内最高的寺庙建筑。元朝在金中都城东北营建大都城，开启了北京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首都的历史。为达到“保大业之隆昌”的目的，忽必烈敕令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在辽塔旧址上设计建造白塔，由元朝帝师负责对大塔进行装藏，使其作为政权与神权的象征，“坐镇都邑”。竣工后的白塔与大都城被时人称为“金城玉塔”。此后，以塔为中心，忽必烈又建造了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圣寿万安寺，此寺成为元代百官习仪之所、皇家宗教中心和译经中心。1368年，万安寺毁于雷火，唯塔幸存。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皇帝下令重建寺院，并赐名妙应寺。清朝康熙、乾隆两朝，斥巨资大修白塔。其中，乾隆十八年（1753年），白塔修缮完工后，皇帝赐全本大藏经724函，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藏文尊胜咒及其他宝物若干，将之藏于白塔内。
白塔结构图屹立于现代都市中的白塔
——摘编自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的力量之北京白塔寺管理处》
材料二 1884年，法国政府决定在庆祝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举办一场大型博览会。当时，美国高达170米的华盛顿纪念碑刚刚完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公开征集的方案中，埃菲尔公司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数十名工程师草拟了5300多张草图。埃菲尔铁塔使用了1.8万多个精密度达到1/10毫米的金属制件，施工时钻孔约700万个，安装约250万个铆钉。每个部件的规格都经过严密计算，在工厂加工制造完毕后，再经过检验和编号运到施工现场。在两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没有对原方案进行任何改动，施工现场也从未发生伤亡事故。尽管这座铁塔预估造价160万美元，而政府补贴仅有30万美元，但还是在历时半年的博览会结束前完全收回了投资。1903年，菲利埃上尉在铁塔上安装了一台无线电设备，并最终成功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最远可以传输到北美洲。这次实验的成功使埃菲尔铁塔避免了原定于1909年被拆除的命运。
埃菲尔铁塔设计草图埃菲尔铁塔全景
——摘编自础德《埃菲尔铁塔——你所不知道的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妙应寺白塔和埃菲尔铁塔修建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法两国各自推动妙应寺白塔和埃菲尔铁塔建设的动机。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近代城市地标性建筑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南宋时期纸币获得信任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政府纸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云要求统一现金管理的缘由。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交通传入中国，官僚阶层开始配有私人轿车享受汽车待遇。城市工商业者也有小轿车，但更多是人力车。这些私车华丽，多挂“某宅自用”的铜牌。普通居民区交通设施差，至1918年，北京修筑的道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洋军阀时期，国内长途交通票价较贵、 服务差，还经常遇到政府兵痞强行挡车征用。
——摘编自昊建庸《北京城市生活式》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公车逐渐普及，政府严格控制干部配车，市内交通方面，除了个别领导，一般干部出行都和普通市民无异。传统的人力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等在中国城市中就绝迹了。长途交通实行低运价，铁路票价仅为建国前的1/5。整顿了过去客车肮脏和拥挤现象，很多列车为妇女幼童和不吸烟旅客设置专门车厢，主要车站添设了母子候车室、医疗处等设施。普通劳动者聚居的生活地区道路交通系统得到了改善。1957年初，12个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城市有了公共汽车，国家对西安等西部城市重点建设，兰州等城市还修了环行铁路。
——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30年代前， 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已经颇具规模，但基本由私人投资者进行建设、运营、管理。政府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与措施相当有限，常出现换乘不衔接，票务系统不统一，管理混乱。50年代，英国制定交通发展战略。70年代初，政府建立客运交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同时认识到交通还要顾及环境、土地使用、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2004年英国又开始关注影响城乡交通发展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建设，并强调对“人”的关注，更加强调“综合性”、“参与性”。
——宿凤鸣《浅析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沿革》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交通出行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城市交通建设的进步，并分析进步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英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变化，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共同趋势。
材料一 963年，宋太祖令判大理寺事窦仪主持立法，数月后，《宋刑统》制定完成，成为反贪倡廉的主要律条，《诫告贪污诏》等多类反贪法律亦相继颂行。宋代中央专门设有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监察事务，御史甚至可以“风闻”言事，即使纯属捕风捉影，也不承担诬告责任，算合法监督。宋代还通过官员、儒士等的奏折、上书或社会评议等形式的舆论对官员进行监督与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官枉法之为，确立了追求清正廉洁、重义轻利的良好道德取向。由此，宋初“与民休息”的仁政得到顺利贯彻，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摘编自张全明《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三编《大诰》，将之与《大明律》并行作司法依据，并以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等重刑案例“警省愚顽”。太祖“许境内者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亦许民将贪官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太祖以重典治吏，规定：“赃至六十以上者，枭首示众”；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者，也要处斩。御史余敏等人告发郭桓等贪污税粮，侵吞国库，太祖亲自审问，追回赃粮。《明史·循吏传》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摘编自彭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整顿吏治的主要举措。(2)据材料二、归纳朱元璋整顿吏治措施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整顿吏治的意义。
材料 宋代是“铜钱时代”，铜钱流通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可能超过了其他朝代，实际形成了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大规模持续供应的宋钱为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的形成提供了基石。明代是亚洲东部海域朝贡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端期。这个时代契机使得明朝内部的社会经济变革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兼具区域国际的特性。明代出现了由实物经济体制向货币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出现了货币形态、制度与体系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可归纳为“铜钱基准体系”向“白银基准体系”的重大转向。
——摘编自邱永志《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
有学者认为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才使得中国的通货结构得到了转变。结合材料，概括宋明时期通货结构的不同，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提出其他观点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1814年9月，英、俄、奥、普、法的全权代表会聚维也纳。法国提出，“恢复旧秩序”必须遵循“正统”原则，那些被法国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王权和制度都是“正统”的王朝，“恢复旧秩序”就是应该恢复这些“合法”的王权及其原有的旧疆界。这--原则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同时还决定把补偿原则作为大会的另一指导原则，即大国在瓜分小国领土时，如某一国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则可在其他的地方获得补偿。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反拿破仑战争，英、奥、法、俄、普、西、葡以及瑞典八国于6月9日共同签署了《最后议定书》。《最后议定书》共121条，主要规定了欧洲版图的划分，以及明确欧洲各河流完全自由航行。议定书还有17项附件，内容涉及大国对海外领地的划分、呼吁各国停止奴隶买卖、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的章程等。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
材料二 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的代表云集法国巴黎，召开关于结束战争、安排世界新秩序的和平会议。由于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出席，这次会议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构建战后秩序的国际关系会议。巴黎和会虽是处理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但“俄罗斯问题”也引起和会的重视。和会批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分为两部分，第一章是国际联盟盟约，余下部分为对德和约。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维也纳会议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维也纳会议相比，巴黎和会的新变化。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结合所学，列举元明时期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的代表性著作。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指出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的文件及其影响。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综合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经验。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初期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归纳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