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冶铁业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其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主要分布在豫、冀、晋、鲁、陕等地区。产铁之地设铁官，专管冶铁和铸造铁器，全国共有49处。较大的冶铸作坊有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等遗址。这些遗址面积大，炼铁炉种类多，所用技术较为先进。生铁炒炼成钢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铁产量。汉代冶铁技术的提高为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考古发掘，我国古代主要农具大部分已在汉代出现，可分为垦耕工具、播种工具、整地工具和收获工具等类型。
——摘编自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材料二 明代山西等地冶铁业得到空前发展。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246个铁矿产地，这为后来我国冶金勘探部门“就矿找矿”提供了历史线索，非常利于我国铁矿普查任务的完成。明代在这些铁矿上，建立了许多官营、民营冶铁场所。随着工匠管理体制的改革，民营铁矿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不少冶铁工业城镇涌现，如佛山镇“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工擅炉治之巧，四方商贩辐揍”，江苏的吴江县庞村，嘉靖时“有前后二村，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高超的“生铁淋口”技术不仅用于生产农具、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还铸造了出口到日本、朝鲜等地的铁钟、铁菩萨等艺术品。
——摘编自黄启臣《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冶铁业发展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汉代相比，明代冶铁业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文明”最初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憧憬。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被视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伏尔泰主张放弃以往历史中对偶然事件的叙述，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连贯清晰的图画，并“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精神的历史展现了从蒙昧到启蒙即文明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为此，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还叙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的历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伏尔泰借自然规律论证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大海不可能覆盖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上，那样的看法是同万有引力和流体静力学定律相抵触的。”
——摘编自徐浩《西方文明史比较中研究范式的转变》
材料二 “现代化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但此后至40年代“革命史范式”占据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等历史学家对“革命史范式”的主要线索提出了质疑，“现代化范式”进入复兴时期。以罗荣渠、章开沅为代表明确了“现代化”概念的含义，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独霸的地位，兼顾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研究，还开辟了城市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非农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积极的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专业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的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国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等等。”
——摘编自康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历史观的特点，并分析出现这一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现代化范式”复兴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世界一体化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出现许许多多不合理、不平等和非正义的规象，带来剧烈的动荡、混乱和各种痛苦。因此，世界近代史中便充满了各种各样反抗奴役压迫、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这成为世界近代史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些斗争虽然带来了全球性的对抗与分裂，表现为一种与一体化相悖的离心倾向，但它有助于纠正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不平等、非正义的现象，从而使世界日趋公平和谐，因此，一体化与合理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于世界近代史，世界历史也因此在这两大板块的互动中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
——摘编自王玮主编《世界近代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知识，确定两条历史发展线索，就这两条线索之间的联系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阐释。（要求：所定线索不得与材料重复，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阐述滇藏茶马古道下民族交融的条件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滇藏茶马古道面临困境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材料 《中外历史纲要（下）》的编写体现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立德树人的要求。在课程体系上，以马克思“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论断为基础，致力于破除“西方中心论”，力图揭示世界历史从古代的多中心，到近代的单一中心，再到现代和当今的多中心的发展进程。同时，中国历史始终是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中国的贡献更加半富多彩和完整。
以近代为例。近代以西方作为中心，共4个单元。欧洲国家依靠强大的实力，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由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奴役和控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极不合理的状态。这种极不合理的状态，在欧洲内部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揭露批判和工人运动的冲击，在世界上遭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坚决反抗。同时欧洲广泛吸收和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
——摘编自晏绍祥《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下）〉的总体构架及主要线索》
根据材料提供的线索，参考近代部分，联系教材目录，分析《中外历史纲要（下）》古代、现当代部分的编写如何破除“西方中心论”。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城乡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基层治理转型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 A．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 B．已经形成统一国家 |
| C．君主专制尚未形成 | D．神权专制已经形成 |
材料一 孔子列《关雎》为《诗三百》之首，汉人释《关雎》所言为“后妃之德”，对“妇言”和“妇容”的要求，都是在所谓贞顺“妇德”的基础上展开的。按照周代礼制要求，女子从10岁起，要“执麻枲，治丝茧”，日后还要“观于祭祀，纳酒浆”，因为祭祀有时、丝麻之事无疑是“妇功”的重心。南北朝的“乐府双璧”中，《木兰辞》中的木兰最初是“唧唧复唧唧”的剪影；《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不但“十三能织素”，而且能够胜任“三日断五匹”的劳作。宋代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王美娘“吹弹歌舞，无不尽善”，而且“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清代《镜花缘》以探花唐敖历险求仙及其女小山海外寻父为线索延展成书，书中称：“小山生成美貌端庄，天姿聪俊。到了四五岁，就喜读书，凡有书籍，一经过目，即能不忘。且喜家中书籍最富，又得父亲、叔叔指点，不上几年，文义早已清通。”
材料二 《诗大序》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人，只要他不想被人视为“俗”，而想攀附“雅”，他可以不遵守某种伦理规范，但必须多少懂得一点审美。所以，他们的女性意识一定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无论人们对文学的产生有着怎样的认识，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最初的文学都不是“为艺术”，而是“为人生”。中国不同时期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悄然间发生着从“妻子”到“爱人”的变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的特征。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从‘妻子’到‘爱人’变化”的含义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距今约1.2万年；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
——摘编自袁广阔《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材料二 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据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材料三 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据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则材料对研究中华文明的史料价值并说明你的依据。(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
文化遗产保护的时空线索
材料 工业遗产是人类发展的“见证者”，1986年开始工业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何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与再利用不仅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师与建筑师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通过梳理中西方工业化历程，有学者依据不同时期留存的工业遗产绘制出“工业遗产产生时间线”（甲图），还按照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绘制出“宏观保护理念示意图”（乙图）。
——摘编自徐恺阳等《特色化视角下的工业遗产价值思辨——以四川机器局遗址为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如果让你绘制另一类型文化遗产的时空线索示意图，说说你的设计并说明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