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下逮（南朝时）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一   北宋建立后，相继灭掉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和北方的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离局面。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

材料二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将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

材料一   秦以郡县治东方，用秦吏秦法经纬天下，移风濯俗，结果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差异与冲突。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万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

—摘编自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二   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

材料三清朝军机处

材料一   肇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制度，秦代，趋于成熟，两汉则日臻完备，成为汉帝国地方政治活动的核心与基干，也构建了两个多年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框架。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

材料二   经略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都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提点刑狱……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

——摘编自《宋史·职官志》

材料三   云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摘编自谈迁《国榷》

材料一   尚书原是九卿之少府的属官，原来职能只是为皇帝收发公文。汉武帝规定，臣下的奏疏不经外朝而先交给尚书，然后由尚书呈送皇帝，尚书不经外朝御史再将皇帝的意见传达给丞相执行，皇帝与尚书（及随侍左右的诸吏、给事中、左右曹、侍中、中常侍）讨论政事的处理方案，因此尚书地位变得重要。

——侯杨方《盛世启示录》

材料二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贞观政要政体》

材料三   可以说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儒家人性善的藩篱，跳出了所谓“涂之人可以为尧舜”的窠臼，以防止人性缺失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文明气息的重大突破。

——林建华《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宋代的君臣关系》

材料四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颇，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政治制度的变革，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动荡，但这种变革往往最能体现历史的演进轨迹。

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趋势

——摘编自伦宁《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特点》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   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清代政治在私心的作用下，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