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一   驿传（指邮驿）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材料二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

——南宋·魏了翁《应诏封事》

材料三   从整体上着，宋代交通重心先是东移，继而南移，并形成以京城为中心、连接边防重地的物资运输网络，以及偏重海上的对外交通形势，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宋朝内部诸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受募兵制及军事驻防形势制约的财政需求，又导致征商（商税）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内外商业交通的发展，而这一需求，又正与欧亚国际局势，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事件相因应，使宋朝出现空前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发达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又导致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信息沟通需求和信息增量。

——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努与制度》

材料一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祖制”特指“先皇制度”。具体而言，“祖制”是本朝开国皇帝以及先代皇帝构建的关于国家治理根本制度的规范体系，其内容涉及：国家权力分配与制衡、朝廷运行机制、重大事件决策、重要职官任免、朝贡外交以及对于特定群体的规制、对于特殊事件的处理等等。祖制的名称，各朝不一，有称“祖制”“祖训”“圣政”“圣训”也有称“本朝家法”“祖宗故事”“祖宗之法”等。历代的皇帝都十分重视祖制，将祖制作为一种原则，一种政治惯例，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方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朱勇《“祖制”的法律解读》

材料一 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被欧美学者称为“内藤假说”。“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其核心主张是，从唐到北宋是一个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载体制的过程。所谓君主独裁，就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并通过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来展现这种权力。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迄今仍有很多历史学者将唐朝的三省制视作较为合理的官僚制度，但内藤将其理解为贵族制度，即体现了贵族力量和君权的妥协，按照皇帝意旨由中书省写下来的诏书，门下省有权审阅、驳议，因此门下省就代表了贵族的意志。

——摘编自陆扬《唐宋变革论错在哪？》

材料二   由中国学者王瑞来提出的“宋元变革论”，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其核心主张是，宋元大变革使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最近最直接的基础是南宋和元代。……南宋政府的多次发行的纸币会子已成为社会主要支付手段，在“钱褚并用”的基础上，贵金属称量货币白银也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依托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历来的“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在南宋终于彻底转向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宋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过去中国的状况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靠近了现代的我们。”

——摘编自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材料一   宋初，宋太祖在反思了前朝的教训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宋代士大夫们表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历史责任感，敢于通过多种手段限制皇权。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士大夫们还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此外，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风雨雷电等自然变化常常迫使皇帝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从而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二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仍然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参与者。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强化了对王权的限制。1714年，乔治一世上台后，责任内阁制逐步形成，行政权力慢慢地由国王转到内阁手中。光荣革命后，国王曾通过册封贵族和上院中的支持者以控制上院的立法活动。后来，随着一系列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立法权逐渐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控制的平民院手中。这样，国王逐渐从一个有较大权力的君主，变成了虚位元首，统而不治。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来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俾云《万古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