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驿传（指邮驿）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材料二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

——南宋·魏了翁《应诏封事》

材料三   从整体上着，宋代交通重心先是东移，继而南移，并形成以京城为中心、连接边防重地的物资运输网络，以及偏重海上的对外交通形势，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宋朝内部诸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受募兵制及军事驻防形势制约的财政需求，又导致征商（商税）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内外商业交通的发展，而这一需求，又正与欧亚国际局势，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事件相因应，使宋朝出现空前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发达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又导致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信息沟通需求和信息增量。

——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努与制度》

材料一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而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相互维系、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 —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二 （元朝地方管理）从渊源看，表面上像汉地官制，实际上是蒙、汉二元体制。… …

起初是中书省临时派出，世祖末成宗初演变为地方最高官府。

— —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材料一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曾召集群臣商议治国之策）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置诸侯不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指县令一级的地方官员），无不擢科（科举登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宋史文苑传》

材料一   秦朝彻底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全国共设36郡，后来陆续增设至40余郡，郡下设县。郡、县主要官员均由朝廷任免，他们通过自战国沿用下来的“上计”制度接受中央考核。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这样，秦王朝的统治由朝廷下至郡、县、乡、里，层层控制，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又自下而上逐级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这也是秦以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统治模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指户口册）浸坏……至是（780年），炎建议作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旧唐书·杨炎传》

材料三

材料四   975年，宋太祖下诏:“向者登科（科举应考人被录取）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阻隔）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此后君王都沿用此制度，选拔有才干的贫寒士子充实官员队伍……宋太宗时，“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工商业者及“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自唐凯麟主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材料一：（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曾召集群臣商议治国之策）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置诸侯不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指县令一级的地方官员），无不擢科（科举登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宋史文苑传》

材料三：时上（明成祖朱棣）念机务（机要事务）殷重，欲广聪明，措（治理）天下于理也，乃开内阁于东南门，简诸臣为耳目。复每日百官奏事退，内阁臣造膝前（到皇帝面前）密勿谟画（认真谋划），率漏下数十刻（工作到很晚）。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共同商讨处理）。

——涂山辑《明政统宗》

材料一   在唐初，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都是宰相。他们每日上午在政事堂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午后各归本省处理本职工作。随后制度稍变，仆射不再参加宰相议政，皇帝又不时召集某些级别略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并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系衔，事实上这些人已加入宰相集团。久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专称，无论实居何职，但加此衔即为宰相。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宋太祖夺得国家政权后，就面临如何使宋代避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这一严峻问题。其后，太宗的非正常即位，又对这一新兴政权的稳定持久性提出了挑战。如何让国家走向稳定治世？反观历史，宋太宗认为“前代乱多治少，皆系帝王所为”，并道：“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

——摘编自邓小南《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再探讨》

材料三   明朝初期承袭元朝制度，以中书省总领政务，以左右相国为丞相。丞相统辖六部，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相权较大。随着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加剧，明太祖朱元璋于1380年废除了丞相，六部事务均由皇帝直接管理。后明成祖朱棣设内阁辅政，内阁权力逐渐扩大，成为重要的行政机构。

——摘编自鲍麒方《论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

材料一:宋代行政区划与唐无大差异，而行政组织与运用则大有不同。盖宋室君臣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权重，故对于地方行政采取绝对控制政策。其方法：最高级地方行政区划之路，不置元首性之长官，而以帅、漕、宪、仓诸司，分掌众务，不相统属，互相牵制不能自专。上自诸路使司，下至县知事，皆以中央文官权充，以便中央直接控制。犹惧知事官权太专，又置通判，以资牵制与监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二:宋太祖鉴于“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造成以黄巢为代表的落第进士起兵反叛的历史教训，对前朝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取士不讲门第，凡是粗具文墨的士人，不问贫富和出身，皆可应举。其次是废除“公荐”，以剥夺大地主、大官僚攫取科名的特权。还严密科举条制，考官实行锁宿和回避制，试卷实行封弥和誊录制，士人在科举中的黜落与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摘编自何忠礼《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创新》

材料一

材料二   以宋仁宗一朝为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不下数十人，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有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放、刘恕、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他们当中既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犯颜直谏、风节凛然的谏臣。

——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材料三   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学行兼优”“治天下以人才为本，求材以教导为先导”“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黄启昌《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的价值取向》等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来说，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