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江南之为国，盛矣……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百姓)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战乱)，区域之内，晏如也。
——《宋书》
材料二：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尤其是南方表现突出。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一些“专业化农业区”主要依赖外地提供商品粮，均使商品流通规模继续扩大。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英宗时市舶收入年63万贯，至南宋前期已增至200万贯。北宋铸币量很大，很多时候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表现有哪些。(2)根据材料二，归纳宋朝南方商业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孟元老对北宋京城汴梁作了如下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华，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给汴梁增添新的文化演绎动力的重要源泉是街市赋予它的浓厚的世俗性。街市的产生，不仅带来了汴梁城市商业活动的全面开放，也把城市变成了繁荣的大众生活的场所，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内涵，造就了高雅文化植根的土壤。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推动北宋京城汴梁城市商业繁荣发展的动力，并简要说明城市经济对宋元文学（文化）的影响。材料二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集镇、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清朝前期，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城市。……（这样）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一个个地区贸易网络就这样逐步形成。
——摘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
(2)依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中叶到清朝前期“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的发展特点，并指出这一时期市镇兴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3)综合上述分析，概括指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材料一 《齐东野语》记载，“自为遇仙酒肆……遂为湖山旗亭之甲”。宋代时期，这种供人休息驻足的旗亭大量兴建，不少商家因地制宜地在此开设酒肆、茶肆之类。在汴京、洛阳、临安等大城市中，街道不断被拓宽，城中河堤修茸一新，“浮铺”“车担”等流动小贩穿梭其中，成为百姓休闲、赏景、作诗、品茗和社交的绝佳场所，不同身份、职业的人活跃其中，通宵达旦。节日期间，皇帝更是在御街进行“赐御酒”“撒金钱”活动。《岁时广记》“探春游”中载：“大抵都城（汴京）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人赏玩。”此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两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宋政府在节庆日活动期间加强治安、消防等方面的管控；并为防止民众对公共场所地的侵占和破坏，政府数次组织对乱建房舍的拆除、雇佣民众对园圃和街道清洁及对恶意破坏市容卫生人员的抓捕。
——摘编自吴彩霞《试论宋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规定允许使用地方财政进行市政工业设施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建。各城市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运垃圾、疏浚河道、开辟苗圃、恢复整理旧有公园。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家投资与城市规划局对公共空间的人均面积、功能分区和分布等进行了针对新建城市和旧城市的不同远景规划。除了拓宽马路、规划道路信号灯等，新建城市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亮点，最主要和常见的城市广场是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场所，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空间气氛追求宏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成都人民广场；此外交通广场广泛筹建，尤其是火车站前广场、机场航运枢纽站广场，不仅解决了人流、车流的集散，也成为旅客的短暂休闲、休憩空间。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演变为研究重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
材料一 （苏州）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褎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古昔未有盛于今也。
——北宋朱长文《苏州学记》
材料二 宋代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关系相当密切，以至有“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共治”一说，最早出自太祖所谓“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一语。绍兴八年（1138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高宗，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其中有言：“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摘编自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时期的社会现象。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共治”局面产生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 孟元老对北宋京城汴梁作了如下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给汴梁增添新的文化演绎动力的重要源泉是街市赋予它的浓厚的世俗性。街市的产生，不仅带来了汴梁城市商业活动的全面开放，也把城市变成了繁荣的大众生活的场所，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内涵，造就了高雅文化植根的土壤。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
材料二 “讲史”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它和“小说”一家最受市民阶层欢迎。宋代讲史中最著名的话本是《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这些话本中的主要人物虽然是帝王将相，但却能引起市民的广泛兴趣。与“讲史”话本相比，“小说”话本的题材则十分广泛，如《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等话本是在“错”字上做文章的公案小说；还有描写人物的爱情小说，如《碾玉观音》中对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碾玉工匠崔宁的描写，《志诚张主管》中对绒线铺主管张胜等人的充分描写。
——摘编自王平《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北宋京城汴梁城市商业繁荣发展的动力。(2)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产生宋元话本。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城市不同话本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哪些诉求。
材料一 宋初惩唐末、五代之弊，按照“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的思想立一代兵制，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官制之中，构筑了干强枝弱、君强臣卑的政治格局，重建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官僚体系的发展，加强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盛险峰《“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
材料二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扩大以及运输工具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
——摘编自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
材料三 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阶级结构的调整。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阶级。奴婢、部曲、佃客这些社会最广泛的下层劳动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摘编自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初“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思想在地方管理中的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雕版印刷术在隋唐时期发明，至迟在中、晚唐已付诸应用。五代后唐时，朝廷组织雕版刻印儒家经典《九经》，至后周始刻印完毕，大大推动了儒学经典在社会上的普及。宋朝雕版印刷术使用更加普遍，“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对文化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宋仁宗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制活字，排版印刷。
——摘编自赵国良《中国文化简史》
材料二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到宋代，不仅有大部头典籍印行，而且有通俗启蒙性读物广泛流传。不仅中央机构（国子监等）刻书，各路官府、州县学校都刻书；也有坊肆、家刻。出现了以刻书著称的商业性中心区域，书籍普及速度大大加快。
——摘编自阁步克、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印刷术得以普及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时期印刷术普及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 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 “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 “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 俗体育活动内容。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在我国的新式学堂中开始设置体操课程。1903年，清政府实行“癸卯学 制”,标志着体育在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正式产生。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 正式把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并推广到全国。体育课的广泛开展。增强了国民的体质，还在凝聚国 力、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
材料三 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 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节选自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于1917年《新青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体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孔子以“礼”为核心，主张君臣的权力应该以礼为界限。和孔子所认识的君不君、臣不臣是社会的失序不同，孟子认为君臣无常位是正常的，君主只有爱民、保民才能赢得民的归顺，才能使君权稳固和扩大，社会才能真正稳定。荀子的时代为了建立适合统一中央集权政治的新秩序，他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兼采来加强君权。
——摘编自张亲霞《先秦儒家王权思想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朱熹认为封建君主制体制下的君权缺乏外在有效约束，因此必须“正君心”，“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与先秦的君权制约机制相比，朱熹的“以理制欲”学说增加了董仲舒的“灾异遣告”论。朱熹认为，无论是内在的道德规范，还是外在的约束，其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最终都必须建立在君主的主观自觉之上。因此，朱熹提出“君臣共谋”的理论以加强对君主独断的防范。
——摘编自朱松美《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子、孟子和荀子对君权思想认识上的不同。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对君权思想的发展。
(3)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君权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朝。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近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学术思想亦如艺术，亦均随时代而变。
——摘编自钱穆《理学与艺术》
材料二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中国文化问题，近年来，已不仅为中国人所热烈讨论之问题，亦且为全世界关心人类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问题，实为一级当深究之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荦荦大者，屈指可数。然相互间则是息息相通，牵一发动全身，一部门变异，其他部门必变异。
——摘编自木南《钱穆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碰撞：读<中国文化史导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宋元时期中国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简要分析宋元文学“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谈谈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