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李兰《宋代女性文学成因及价值探析》等

材料二   宋代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风尚盛行。如词作品中描写最多的便是女性，这与宋代歌楼酒肆业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同时，词的婉约性决定了它更多地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为描写对象。除此之外，宋代文学中还有较多女性形象塑造的是话本小说。它对市井小民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她们努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独立的人格，其经典形象深入人心。

——编自杜少静《浅析宋代女性与文学之关系及其产生原因》

材料一   在西欧中世纪，教士和修道士的布道是一种重要的对民众直接进行神学指导的方式，是指教士以传道人的身份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中世纪的布道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注话题、神学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教俗人士的评论等。13世纪出现了极为普遍的所谓“针对性布道”，将听众分为“妇女”“教士“和“市民”等等，布道时耍兼顾听众的兴趣及时调整内容。通过戏剧来灌输信仰也是对民众进行基督教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戏剧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对《圣经》中的多种阐释进行了解和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以说教为目的，强调人对神的依赖以及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剧、神秘剧等戏剧。此外，基督教会还利用寓意故事来进行基督教化的伦理道德说教。这些教化方式使得道德教化在民众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普及，其过程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这些活动促进了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

——摘编自邹丽霞《<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

材料二   宋代，社会风俗的教化与规范呈现出新的面貌。如宋真宗率百官亲赴曲阜孔庙祭莫，亲撰《崇儒术论》，救编《九经疏义》领行学校，作“劝学诗”明谕天下读书人。《宋史·职官志》中记述：地方官员具有“宣布条教”“旌别孝悌”“举行祀典“宣风化”等职能。在重建学校教化传播通道方面，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时邀请教育家胡瑗赴京师执掌太学，将长达30年的苏湖私学教化经验引进太学。此外，乡约、家训等也在民间的社会教化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如北宋学者吕大钩创立的《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这其中“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着重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侧重于个人道德的放大所造成的社会效应。陆游《放翁家训》也要求子孙秉承祖上清廉的家风，淡海名利、功利，教训子孙戒懒惰，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同时祝福子孙要尽忠报国、廉洁为官、重视节操、不贫图富贵。

——摘编自张雪红《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等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