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现存最早的“囊宇图”是南宋石刻《华夷图》,该图绘制范围东抵朝鲜.西 至葱岭，北达长城以北，南到南海和印度洋，对于中华以外的地区绘制极为简单。明洪武年 间的《大明混一图》描绘范围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至爪哇，北抵蒙古，但其中明朝控制的 区域位于地图中央，且不成比例地占据了绝大多数面积，其它地区只是被填塞在地图的角 落之中。明末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已绘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 南极，标绘了经纬网和部分国家的名称，但图中明朝疆域极大，而南、北美洲和南极的形状 被大幅度剪裁、缩小、扭转甚至变形。

——摘编自成一农《中国古代地图上的空间秩序——兼论地图的功能和目的》        

材料二   1886年.《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世界地图》在英国伦救的 《绘图》杂志上刊出。该图采用对于角度和方向定位最为准确的墨卡托投影法绘制，重点突出的是英国的全球殖民地，以及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紧密的物质联系。地图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中心，用同色标涂英国本土及英属殖民地，包括加拿大、英属西印度、西非、南部非洲、英属印度、英属海峡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断西兰。另外还标注了英国掌控的要塞及港口，如中国香港以及1885年刚刚占领的朝鲜巨文岛。各殖民地之间由横跨三大洋的航线紧密连级。地图周围环绕装饰图案，在地图下方，象征着英国的不列顿尼亚女神手持 三又戟和“米”字盾牌，端坐在象征整个世界的球体之上，女神两旁环伺着来自各殖民地的土著、奇珍和代表性动物。

——捕编自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

材料三 甲午战争以后，地理学和地图学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1903年武昌舆地协 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被列为“大学堂审定中等课本”。1904年，为配合中小学“最新 教科书”的编辑与发行，商务印书馆先后译印《西洋历史地图》《减寰全图》《万国舆图》等教学地图，颜受当时中小学教材市场的欢迎。1909年出版的《世界新舆图》更是一改晚清以来以北京为零度经线的传统做法，将国际公认的本初子午线作为起点，受到当时知识界 的广泛关注。地图出版物普及于普通知识阶层，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文化政治符号。

——摘编自李鹏《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等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材料一   在西欧中世纪，教士和修道士的布道是一种重要的对民众直接进行神学指导的方式，是指教士以传道人的身份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中世纪的布道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注话题、神学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教俗人士的评论等。13世纪出现了极为普遍的所谓“针对性布道”，将听众分为“妇女”“教士“和“市民”等等，布道时耍兼顾听众的兴趣及时调整内容。通过戏剧来灌输信仰也是对民众进行基督教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戏剧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对《圣经》中的多种阐释进行了解和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以说教为目的，强调人对神的依赖以及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剧、神秘剧等戏剧。此外，基督教会还利用寓意故事来进行基督教化的伦理道德说教。这些教化方式使得道德教化在民众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普及，其过程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这些活动促进了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

——摘编自邹丽霞《<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

材料二   宋代，社会风俗的教化与规范呈现出新的面貌。如宋真宗率百官亲赴曲阜孔庙祭莫，亲撰《崇儒术论》，救编《九经疏义》领行学校，作“劝学诗”明谕天下读书人。《宋史·职官志》中记述：地方官员具有“宣布条教”“旌别孝悌”“举行祀典“宣风化”等职能。在重建学校教化传播通道方面，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时邀请教育家胡瑗赴京师执掌太学，将长达30年的苏湖私学教化经验引进太学。此外，乡约、家训等也在民间的社会教化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如北宋学者吕大钩创立的《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这其中“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着重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侧重于个人道德的放大所造成的社会效应。陆游《放翁家训》也要求子孙秉承祖上清廉的家风，淡海名利、功利，教训子孙戒懒惰，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同时祝福子孙要尽忠报国、廉洁为官、重视节操、不贫图富贵。

——摘编自张雪红《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等

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古代有关质量管理的内容。

——摘编自李良平《古代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措施的启示》

材料二   秦汉时期，无论是对官营手工业还是民间产品生产，其“度”“量”“衡”等计量规范，以及法式、形制等质量标准都由官方直接控制。唐宋时期，政府除了对京畿地区和宫廷奢侈品、兵器等特殊产品采取较为严格的事前质量规范外，对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行滥”现象，则更多采用“诸色人”等社会主体主动“募告”以进行事后惩戒的方式进行监管。明清时期……政府对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监管从生产流程的直接控制转向对采购环节的事中、事后管理……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质量监管更大程度地依赖牙侩、行会、公所等社会第三方机构和个人进行，契约习俗取代法令条格成为商品质量监管的主流规范。

——摘编自程虹、陈昕洲《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研究》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一一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