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有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软、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嬗变背景下，湖南教有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教育行政体制、学制、办学形式、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湖南教有改革尤为突出的是私立学校与军事教育。时人感叹曰：湖南“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民国初期湖南私立学校的兴盛，除了应归功于有一批志向高远、献身教育、“磨血兴学”的办学中坚，有一批经过挑选而组成的敬业的教师队伍，有一些政府官员对兴学的重视，以及湖湘文化长期熏染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重教民风外，恐怕首先是因为有一个教育改革的大气候，促使私学得以发展兴盛。湖南地理位置特殊，在进入民国以来，战事连年不息。出于加强军事力量的考虑，民国初期湖南教有改革相当重视军事教育。1917年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等。诚然，湖南学制改革亦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如没有一个“一揽子计划”，缺乏改革运动的完整性、以升学为目标推行“单行主义”、忽视女子高等教育及幼儿教育等。但毕竟奠定了教育行政基础，加快了各类教育发展，优化了教育教学质量，浓酽了重教兴学风气。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改革。
材料一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汉初兴七十余年的原因。并举例说明西汉统治者如何应对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的现象。(2)根据材料二、指出宋代基层教育的普及方式。结合所学，简要分析宋代文化下移的背景。
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图书出版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图书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 宋元时期，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20余万斤。除上贡朝廷外，还有大量销售。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鸦片战争后，福建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迅猛发展。1853年，朝廷准许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洋行买办内地收购茶叶制度的实行，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对接起来。1858年，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极大降低了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摘编自刘锡涛《试探福建茶叶生产及近代茶叶外贸鼎盛的原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元时期福建茶叶“尤天下之所嗜”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福建茶叶贸易发展的背景。
材料一 朱熹认为“贤人之学，由教而人者也，人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因此之计，教育的要求是培养那种“能自振拔而有为”“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的人。“人须气魄大，刚强有为底（的）人，方做得事成”。朱熹反对把学生培养成“乡愿”式的人物，即那这种只会奉承拍马，看权势者颜色行事的人，主张培养“狂捐”、性格耿直之士。朱熹认为“今人须先立个志趣始得，还当自家要做甚么人，是要苟简做个人。……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驾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三分文，如欧公（欧阳修）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摘编自黄于《晦庵朱先生状行》
材料二 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后不久，即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是根据清末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其本质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蔡元培从哲学高度较深入地分析了自己对世界及人生的认识。“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他反对君子时代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奴役受教育者以供其驱使的教育方针，认为教育应有其崇高的目的，教育应脱离政治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材料三 毛泽东同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观点，他强调坚持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关于智育，毛泽东同志也一直十分重视，早在1941年就对革命干部提出要能看能写，掌握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是做好革命工作和学好革命理论的基础。在全国解放前夕，针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即将来临的形势，毛泽东谆谆教导干部“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
——孙永生刘永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熹教育观的内涵并阐述其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特征，并对这一教育思想进行评价。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
材料
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则邦本自固。
——吕大钧《民议》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
——袁采《袁氏世范》
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郑樵《通志》
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社会“新变”。(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新变”的背景。
材料一：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破坏，教育面临严重危机。北宋初期，书院应运而兴。宋代书院数量众多，对学生入学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书院有丰富的藏书，又受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集教学、藏书及学术研究于一体。
白鹿洞书院 | 朱熹在此讲学，朝廷又赐国子监经书 |
岳麓书院 | 理学家张栻曾在此讲学，并和朱熹进行学术探讨和论辩；2005年正式恢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
丽泽书院 | 理学家吕祖谦所建，倡导“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的学风 |
象山书院 | 在陆九渊主持下，求学者多达数千人；得诏赐“象山书院”匾额，盛况空前 |
——摘编自方颖《论佛教对儒家书院复兴的影响》
材料二：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其他一些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书院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晚清时期的教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