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①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瓶、盘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三星堆同时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象征权力与威望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像、神像、黄金面具等来表达和显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成风，对农耕民族的提供茶叶、丝绢等手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对两宋王朝来说，由于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原地区也离不开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和毛皮原料。例如，“澶渊之盟”后，宋辽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缯帛、漆器、瓷器等换取契丹的牛羊、马匹等。汉族建立的两宋王朝通过设置榷场、和市和朝贡等形式与周边民族进行经贸往来，将中原农耕经济区与北方游牧经济区两种经济类型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互为补充。在各民族经济贸易的促进下，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发展，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同盟会成员刘揆一于1911年撰写《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他认为应该“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他提出中国内有分裂之虞，外遭欺压之迫，需要达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与列强并立于世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写道，“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凡属国民，均为主人保此大好河山”，“五族共和，平等自由之幸福，汉族与满蒙回藏共享焉”。

——摘编自王正文《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等

“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积极推动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

——摘编自《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

2014—2020年新疆经济状况（部分）
生产总值	贫困发生率	中央财政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援	援疆项目1万余个

材料一：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到了宋代，商业的发展遂导致坊市制崩溃。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官方设立的市内进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人们在城内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商店，开设作坊店铺，还可以推车挑担沿街叫卖，当然也更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了。一些大都市还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有的同行业集中经营，有的则是不同的众多行业错杂相邻。……宋代草市进一步发展，国家在那里设立镇这一行政单位，以进行管理，在镇的下面，还设立了市这一行政单位。镇市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宋代广泛出现，有的镇在人口、商业税收等方面，都超过了管辖它的州军的治所城市，它们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所以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城市革命。

商业的兴盛，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唐代的飞钱到宋代称为便钱，仍由官方经营，并发行一定面额的便钱券。在宋代真正具有纸币性质的货币是交子。因四川使用铁币不便，当地大商人就联合发行一种纸币，称作交子，也是在一地交钱后到另地取钱。不久交子改由政府发行，并设立了机构管理，交子遂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宋代的汇兑业务比唐代有更大的发展，除了沿袭唐代使用飞钱(宋代称便钱)外，国家还发行一种钞引，可以持钞引到各地换取需要的货币或实物。为便于便钱、钞引、金属货币等之间的兑换，宋代出现了许多金银钞引铺，进行货币兑换、汇款等业务。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