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统一南方后，于97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宋朝政府又在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它们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元丰市舶法》的颁布更加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随之增加。
——摘编自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隋唐时期，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重视家庭背景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到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时人概括这种变化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分析宋朝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宋朝社会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出现这一变化？
材料一
——摘编自管汉晖《宋元纸币流通及其在世界货币史上的地位：兼论中西方货币史演变路径的差异》
材料二 清代长期采用制钱与银两并用的双重本位制，银锭由各地自由铸造，名称不同且成色各异。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使中国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刺激了国内新经济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大规模发行纸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币制的混乱，双重本位制逐渐崩溃。1889年，清政府开始进行币制改革，1910年终于初步创立起了近代化的银元制度。
——摘编自胡天琼《清末币制改革述评》
材料三 1948年12月1日中国银行成立并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在发行中必须坚持三条原则：坚持经济发行，反对财政发行；坚持计划发行，反对盲目发行；坚持中央集中统一发行，反对分散发行。在国家一系列统一财经政策的配合下，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国民党时期持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为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货币演变的基本路径，并分析宋元时期纸币盛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币制改革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我国建国初期的货币政策。
材料一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中的史料探究妈祖信仰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妈祖信仰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现实意义。
| A．宋代崇文抑武的实行 | B．宋代平民阶层的壮大 |
| C．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 D．宋代社会出现新变化 |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管理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国宋代士人、西欧学者海外贸易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西欧海外贸易观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代消费观念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库（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澹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图迟大师在修茸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颜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迨民国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目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衰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奏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迨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厘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盖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典当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典当业为何衰落。
材料一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贾耽记录了从广州经过南中国海、印度洋至波斯湾的“广州通海夷道”。
——据《新唐书·地理志》
材料二宋代对船舶的出入管理极严，如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等国经商的船舶，必须在广州口岸发舶；往朝鲜、日本的船舶，则必须在明州（宁波）发舶。泉州在宋初未设市舶司时，其商船出海贸易亦须前来广州发舶。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
材料三朝廷要求（广州）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蕃汉商人热情迎送，海舶初到之时有“阅货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间提供酒食，离开时还要设宴张乐欢送。招待用酒来自地方官府所设的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酒。
——据《宋史》
材料四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整理宋代地层和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时，发现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纹饰的酱釉大罐，与“南海I号”沉船和佛山南海奇石窑出土同类陶罐高度一致。通过考古类型学对比研究和实验室科技检测证实，这些酱釉罐都只能产自今佛山市南海区的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这批釉罐质地粗糙较为低廉，多属于酒水类盛储器等船上生活实用器，不是简单的外销商品。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I号”沉船出土酱釉器产地分析》
(1)有同学根据上述材料，认为“南海I号”到过广州，请你谈谈理由。
(2)综合上述材料，简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原因。
(3)除上述材料之外，要确证“南海I号”到过广州还需要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请至少列出两种。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与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