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现象，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到，宣告旧的坊市制度彻底崩溃…坊市合一使近代城市雏形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

--摘编自龙建国、廖美英《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材料二　1911年泰勒在其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专业分工、标准化、最优化等科学管理思想…1913年亨利•福特和他的手下引进了流水线生产方式，采取了汽车通用零部件的理念，使生产一部车的时间由14小时减少到1.5小时。T型轿车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是廉价家用轿车的原型。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由1900年的8000台增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2700万台^1914年福特宣布将工作在生产线上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天5美元，这几乎是当时美国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但是为亨利•福特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28年，一家报纸将福特称为“工业法西斯主义”，装配线上的工作是重复的和计件的，“你可能会摔死，但是他们不会停止生产线”。当生产线和以前一样发生周期性停产时，工人就会被解雇，而且没有任何补偿。福特在生产车间安置监工，动辄就会解雇那些稍有不满的工人。但是，福特的确生产出了廉价的汽车，而且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

--摘编自约翰•马克•法拉格等《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

材料一 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任用齐地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大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管盐铁事。次年，二人奏请把煮盐、冶铁及其贩卖的营业全归官府经办，并规定如有私自煮盐、冶铁的，处以（钛左趾）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从此，获利最厚的盐铁业全归官府经营，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元丰元年（前110年）出身于洛阳商人之家的桑弘羊又以搜都尉领大司农，继任掌管全国盐铁事业的职务。

——摘编自杨翼骧《秦汉史纲要》

材料二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由于对于商业和商人的认知和前期相比逐渐发生着变化，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对于商业政策和政治政策的调整，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安排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宋代官府越来越多地退出商品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使整个商人阶层开始有了活跃的政治、经济空间。

——摘自王志立《宋代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影响及其启示》

材料   北宋中下层女性较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从商领域广泛。这从一些店铺的名称即可得知，如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王小姑酒店等等。……春暖花开时，妇女们开始出城探春。“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依次从年首正月记述到年尾除夕的岁时节日里，妇女们也纵情玩乐。

——摘编自张莉曼《<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材料一   宋朝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是两宋时期对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贸易港口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各区域内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形成较为系统的多层次结构。在东亚、东南亚、印度及孟加拉湾沿岸、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等地，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已多达六十余个。进口商品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如香料、矿石、马匹等；而出口商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这表明中国在当时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宋代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常达十万斤以上，价值高达数十万贯。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波斯和阿拉伯等国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为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宋代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修订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为后代所继承。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10-11世纪，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对丝路贸易的维护有力地保障了丝路畅通。丝绸之路贸易网的兴盛带来了10～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和君士坦丁堡的繁荣。君士坦丁堡经贸的活跃一方面是因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加强：另一方面主要就是凭借城市自身手工业的发达，其手工业不仅门类众多，而且技艺高超，产品远销各地。以丝绸业为例，据说当时在大马士苹，一位名医就曾炫耀自己拥有300匹拜占庭丝绸与金织锦。利奥六世在位时颁布的《官员书》作为指导各官员的条例，其内容覆盖丝绸业、金属工业、武器工业乃至建筑承包人和建筑业的专门人员。虽然这一体系限制过多显得死板僵硬，但是却为当时的一大批工匠提供了保障。

——摘编自车效梅《10～11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与丝路贸易》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材料   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百姓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一：到宋真宗时期，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商品流通的活跃，为市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浙东地区，由于大面积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不足，相应地，经济作物种植和山区林业、沿海渔业则十分发达；地处沿海的越、明、台等府州，盐业市镇十分兴盛；如绍兴府，自六朝以来一直是纸业中心；萧山县西兴镇，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城郊的浙江市隔江相望，处于水路交通要冲，商旅往来频繁。从地区发展来看，绍兴府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州府，居浙东首位；从个体发展水平来看，如绍兴府的曹娥镇、渔浦镇、龙山市等，年商税额在1000至5000贯，已接近县级城市的水平。这些镇市实际上充当了与县城同一层次的经济中心地的角色，发挥着将远离州县城市的广大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的作用。

——摘编自姚培峰《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

材料二到了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流域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浙江崇德石门镇因榨油业的发达，成为拥有数千家的巨镇;嘉善的甘家窑镇，则是“民多业陶”；江苏吴江的庵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这些市镇的经济活动，有的已超出地区性的限制，而和全国各大都市发生联系，并在一些丝织业市镇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