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都城的居民主要是皇族、官绅地主阶层和一般的城居地主、房主、高利贷者、富商等。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贫下坊郭户，“家业”微薄，不足以影响全城收入结构。皇族、缙绅及城居地主的传统收入，多来源于贡赋和私租，而直接依附他们的官府役人、工匠、婢仆等人的收入，实际上是这类租赋的一小部分。宋代汴京收入中的各地上供米纲、绢帛纲、土贡，“全仰两浙苗米”。
北宋汴京界身巷的“金银丝帛交易之所”，“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其中多官僚商人，特别是那些凭借官势、辗转经销专卖物资和交引钞券者。吴自牧所云南宋临安“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的质库，几乎都属于富豪之家。而这些官僚地主兼营放贷业的资金，无不植根于乡村农业之中。
——摘编自郭正忠《宋代城镇的经济结构》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都城人群收入结构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都城人群收入结构特征的成因。
材料一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江岸之船甚夥（多），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摘自（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
材料二 “南海I号”南宋古沉船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储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近年来，随着“南海丨号”保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的推进，沉船中的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等大批精品文物出水。“南海1号”沉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还在于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历史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摘编自崔勇《中国“南海丨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等
材料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摘自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1)概括材料一、二所反映的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成就。(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试举一例，简要说明宋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兴盛的辩证关系。
材料一 夜市起源于汉代，兴于唐代。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治安，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一年之中除上元三日市场可通宵达旦，其余时间都要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实行宵禁制度时，夜间的活动多为上层贵族、官僚阶级和部分文人在豪邸中进行的宴饮活动，市民阶级的活动较少，到晚唐五代时期，宵禁制度有所松弛，由原本的里坊制度转变为坊市制度，出现专门的草市、夜市，丰富了下层民众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孙黎《我国夜市发展综述》
材料二 宋代夜市日臻成熟，宋朝定期、定点集市夜市、节日夜市遍布全国城乡。北宋首都开封，南宋行在临安（杭州）都是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南宋临安的夜市与东京开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主要街区都有夜市，店铺林立。朱雀门外尤以“州桥夜市”与“马行街夜市”两处较大，东大街也是“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即便是禁地皇宫，周围也有酒楼、店铺。时半夜酒楼作乐喧嚣声甚至传入皇宫内。商品交易、娱乐、服务性场所或机构有很多，其中在夜间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酒楼、茶肆、邸店（客店）、塌坊（仓库）、瓦舍（瓦子）。经营项目多是餐饮、住宿、百货等。
——摘编自李华瑞《古代夜市，为何宋朝最兴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夜市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夜市的主要变化，并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与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相一致，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俗文化的兴起。代表市民阶层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宋代描写市民情感的白话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叙述，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俗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从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到一般文人士大夫，以至民间下层，纷纷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材料二
宋代俗文化的发展繁荣，首先与宋代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流动的加强，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促进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相互交融。北宋的社会比较稳定，在工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都市逐渐变得繁荣昌盛．市民阶层扩大，与之相适应的一些勾栏瓦舍也开始出现，出现了大量的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
——摘编自赵彩彩《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与原因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俗文化兴起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俗文化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从汉代到唐代，政府在城市中指定集市贸易地点，商人们集聚到那里做生意。依照惯例，集市贸易要到中午才开始，傍晚之前就结束。杨联陞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中说：“唐朝时，集市在中午以200下鼓声而告开张，在日落前七刻钟以300下铜锣声而告结束。这个规矩从9世纪逐渐松弛下来了，到12世纪时，大城市的商业活动从一大清早持续到夜是很常见的，商人们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再受到限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北宋的开封在五代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封分新旧城，真宗时一共有近9.8万户，到了神宗时，开封已有户20万，人口当在百万左右。在新城以外，还有商贸的小镇。城内店铺林立，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处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质库（即后来的当铺），以及各种手工作坊，所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城内还有夜市、早市（又称为鬼市）。南宋的临安是南方最为繁华的都市，四时八节，商贾云集，勾栏瓦市，偏安一隅的帝都沉浸在醉生梦死中。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之间城市“变革”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之间城市“变革”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国宋代士人、西欧学者海外贸易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西欧海外贸易观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的明初，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途经多国，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空间，缓解中国与各国海上与地缘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在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投资了大量油田和石油炼化厂。同时，西亚、北非的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可以为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南亚国家的能源、剩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但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可谓是全球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风险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中国与西亚、北非地理位置间隔较远，有些国家交通设施仍不成形，存在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南亚地区各国关系并不和谐，地域冲突、历史积怨等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想要连通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具有很大挑战。
——摘编自毛立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试析》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古代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所具备的条件，并理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的共同核心精神。
材料一 宋代与中南半岛、大食诸国、高丽、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高丽和日本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宋代进出口货物有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宋代出口货物种类也很复杂，据日本学者统计，仅日本进口的“唐物”就达41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等5个市舶司。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政府正式修订《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到千人以上。据推断，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此时既有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定居，也有宋朝海商、水手“住蕃”的现象。
——摘编自曹中原、刘常青《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二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占领泉州之后，元世祖即命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任用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行省中书左丞，主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次年，元世祖又令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招徕海外各国贸易。元代进口舶货数量和品种都超过前代，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舶货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海外贸易更加繁荣，舶货进口量剧增。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由四明（又名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市舶物货高达224种，比元代前期翻了三番。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元代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沈自强《元代海外贸易体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人们对钱的看法改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的义利观并简析其产生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