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国宋代士人、西欧学者海外贸易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西欧海外贸易观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代消费观念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中的史料探究妈祖信仰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妈祖信仰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宋代的主要城市
主要城市 | 概况 |
京口（今江苏镇江）、吴江、绍兴 | 兼有纺织业和商业 |
平江（今江苏苏州）和成都 | 纺织业十分发达，又是地区商业都会 |
泉州、广州 | 当时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
景德镇和河北曲阳、河南临汝 | 主要陶瓷产地 |
邢台、彭城（今江苏徐州） | 主要冶铁中心 |
陵井监（今四川仁寿） | 主要产盐地 |
鄂州（今湖北武昌） 真州（今江苏仪征） | “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 两淮、江浙诸路的主要货物集散地，商税收入之多“不可思议” |
材料二 宋朝对人民生活的若干必需品，如盐、茶、酒、矾、香、醋等，实行征榷制度，即由政府专卖。官府对上述物品的征榷形式不同。有的是交给民户生产，由国家预先贷给生产者一定的本钱，全部产品归国家收购，再由国家销售，或由经榷货务同意的商人销售，如茶、大部分盐、矾等；有的是由国家控制部分产品的销售。农产品不在征榷之中。农产品主要包括粮食、茶叶、蔬菜、水果等，以及部分布帛或丝和麻。不同农产品流向城市的方式有所不同。粮食和布帛在农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且产地分散。农户大都将多余的粮食运到附近的墟市或镇市上出售或在行铺交换其他物品，行铺汇集到一定数量后再贩运到邻近城市乃至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有相当一部分粮食（主要是米）还要由东南地区等主产地远途贩运到首都。多余的布帛也多在墟市或镇市上出售或交换。多余的丝、麻则被农户拿到镇市上卖给机户，或由商贩收购后卖给机户；机户织成布帛后再由商人收购贩运到城市。而茶叶和水果等往往集中于特定的地区，由商人贩运到全国各地销售。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城市的主要类型。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工商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居住在太湖流域等南方江河湖泊交叉之地的农民把围田、筑塘、开浦、疏江四项工程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采用双季稻、稻麦连作等方式，使粮食生产“亩收信种”；桑、麻、棉、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海产资源的开发，使农副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丝织、棉织、冶铁、制瓷等行业，因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等地制瓷工艺追求的釉色和质地之美，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冶铁业开始大量使用煤炭，“以冶铁作器，犀利胜常云”。日益细密的手工业分工、活跃的商品经济促使同类的手工业作坊联合起来成立行会；行会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技术，努力缩小行内的竞争和互相帮助，保证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南方盐、茶、银、铜为主的税收，在工商税收中占很大比重；为增加政府税收，两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南方的广州、明州、泉州、杭州、扬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市舶司主要官员负责到外国引客商或贩货回国，市舶司官员每增收100万两税额，就升官一级；援引这项制度，海商无论本人是否在职，均按这个标准奖赏。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从事经商活动；不少官僚经商，工商子弟进入仕途。入宋以后，出现大批出生于南方的政治人物，如苏州人范仲淹、抚州人王安石、吉州永丰人欧阳修等著名政治家，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及成为政治中坚，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中南方比重的增强。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