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材料一   杭州的水系比较发达，连通钱塘江和太湖两大水系，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集，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靖康之变，北方国土沦陷，杭州成为南宋都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每年前往杭州朝贡的外国使团络绎不绝。杭州的瓷器、茶叶、书籍、药材等畅销海外，国外进入杭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

——摘编自邱靖《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1517年，葡萄牙占据广州屯门（今香港屯门区），构筑炮台城濠。1521年，明朝海军进攻屯门，葡军不敌，大部被歼，余者逃回马六甲。16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已部分开放海禁，葡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对抗，转而在中国采取贿赂与讨好的政策”，于1554年以后获准租借澳门，进入澳门贸易，1578年以后，葡萄牙商人从明朝政府方面获准特许，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这种直接对华贸易权是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英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最终仍不能得到的。葡萄牙人主导了远东的丝绸贸易，日本及部分欧洲市场所需的大量丝绸主要由葡萄牙人从澳门转贩。据估计，葡人的远东贸易利润为300%。

——摘编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1513—1643）》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材料一   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宋王朝在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在法令上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经营海外贸易，东南沿海民众兴起经营海外贸易的风潮。宋朝同时还积极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实行多项激励海外商人贸易的举措。在经济重心南移、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巨大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实现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的转移。中国古代对外贸易自此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外贸税收成为宋朝国库的重要财源。

——摘编自黄纯艳《“交相生养”——宋朝经济繁荣胜于前代的原因》

材料二   “明朝初期，东南沿海倭寇日益猖獗。明太祖担心流亡海上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统治，下令实行海禁。”海禁除政治考量外，还涉及“互市”“外贸”等硬性政策规定。从经济内生增长逻辑看，制度专断，市场受抑，民众非自由流动，是不利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同时政策缺乏弹性，利益就会缺失，商品经济也随之瓦解。因此，海禁政策从当时看，是贸易与政治的一体化，并且紧密联系。

——摘编自杨国《海禁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全球化视角看明朝的海洋观》

材料   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然而，却有两句打油诗：人云宋史本病史，我谓宋史亦壮篇。其实，两宋历史有其很不窝囊、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引以自豪的一面。第一，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以上两点可以称为对两宋历史地位的两个基本估计。一言以蔽之，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一次文化高涨，足以同汉、唐前后辉映，相互争妍丽。

——摘编自张邦炸《瞻前顾后看宋代》

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材料   南宋方信儒出使金国时，向金统治者夸耀说：“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广；江东则茶桑之陆海也；浙西十四郡，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浙东鱼盐之富，海藏山积，食之虽众，生之无穷。闽自为东南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

宋代的商品构成中，粮食和布帛之类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居于主要地位。“夫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一也，其有无交易，不过服食、器用、粟米、财畜，丝麻，布帛之类。”“千里不贩籴”的旧格局已被彻底打破，远距离的粮食贸易空前兴盛。

——摘编自李晓《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材料一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璧皮、碡（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二   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占大多数。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在各个外贸港口城市还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广州和泉州现在还有许多蕃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摘编自《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材料三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严海禁以防倭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申禁止“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之令，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泉州沿海商民受到严重打击。民间贸易断绝，外国商人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和明朝官方进行贸易。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外国商人冒充国家使者，打着“进贡”的旗号和明朝进行交易。

——摘编自马明玉《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