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波拿巴（1799-1815）与清仁宗嘉庆（1795-1820），两位同时代的统治者，其命运和历史遗产大相径庭。

材料一：四年……大学士和珅有罪，及尚书福长安俱下狱鞫（审问）讯。

九年……以搜捕三省馀匪（白莲教）净尽……

十年……御史蔡维钰疏请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得旨：一体查禁。

二十年……两广总督蒋攸铦疏陈查禁鸦片烟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

——《清史稿·仁宗本纪》

材料二：

波拿巴……及其追随者决定诉诸武力，实行雾月政变（1799年11月9日）。

1804年，……波拿巴则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姿态出现于世。拿破仑诸法典……还把一向存在的法兰西特征固定下来，这就是社会方面的资产阶级、法律方面的平等主义……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正式的、无可挽回的解体了。拿破仑……把他的德意志附庸国组成……莱茵联邦。

1812年，法兰西皇帝进入莫斯科……（法国）大军不复存在了。

1815年，……滑铁卢会战……拿破仑……被再次流放。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三：

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     

——恩格斯《德国状况》

1814年，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写道：“……看到法国人离开时还是有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四：嘉庆……较诸拿破仑大起大落的生涯，可谓运气极好。但他们在东西两半球留下的历史遗产呢？恰好相反。……嘉庆帝的统治，却使富甲全球的中国，“内囊里将尽”……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材料一   早在《大清律例》制定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责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咸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雍正四年（1726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施行，清朝还在川滇黔湘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府县，把各族民众编入民户，并将无主荒地“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兴建水利工程，推广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清王朝在制定政策时讲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官”，《蒙古律例》《新疆律令》等条例的颁布突出反映了这一点。清朝在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设官建制并保留部分伯克、扎萨克制度；在青海，西藏等地实行政教结合的治理模式。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材料二   1949年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不断深化，不同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建立。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任务，即在“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建立了专门的民族委员会，完善调节民族关系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1952年，政务院制定的《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试行组织通则》详细规定了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性质、主要职能以及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制度等。

——摘编自周竞红《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建构70年》

材料一   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费，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甚至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

——1683年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

材料二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节省冗费，请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於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

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查泰西各国，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同等）……时势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

——摘编自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等

材料   敦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命名始于汉代，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敦煌郡，都尉府所在地实际上就成为敦煌郡城市的雏形，敦煌城市由此兴起。图1、图2、图3分别为汉代、唐代、清代敦煌故城形态演变，图中角墩、马面、羊马城等都属于城防系统。

——摘编自王新敏、石培基、聂晓英《历史时期敦煌城市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一   羁縻治策出自春秋战国，在秦汉至唐宋时期，羁縻治策的基本内容是封建王朝借助边陲夷狄首领的势力进行控制，即根据势力的强弱，分别赐其首领以王、侯、邑长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封号，实行土职代管或与所设郡县参差而治，象征性地征收少量贡纳。朝廷对各级土职的管理相当松弛，未进行严格的制度性管理。羁縻治策的施行对象包括边疆的夷狄和与封建王朝有往来关系的邻邦。羁縻治策的不少思想和策略是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总结而来的，这些思想和策略未必适合南部边疆复杂多元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民族长期交融的情形，致使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长期停留在对外防御和编织边疆藩篱的层面，也忽视了对边疆的深度统治和经济经营。

——摘编自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

材料二   明朝在设置卫所以外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农业地区由于广设卫所而进步很快，土司地区则听任土司施治，致使发展滞后，相关的矛盾由此产生。雍正前期的西南边疆存在部分土司危害社会，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严重问题，为此，雍正进行改土归流，扫清了清朝深入统治西南边疆的障碍，内地人口大量移居西南边疆，有效缓解了内地人口激增造成的压力。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   施琅，福建晋江人，明朝末年，他从军剿匪，威名远扬。明朝灭亡后，追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参与剿灭广东抗清义军。后又追随郑成功与清军作战，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将领，后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父子兄侄被杀戮而再次降清。

1662年，施琅被康熙皇帝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1664年和1665年，他曾两次率领福建水师攻打台湾，均因风大浪高、准备不足而失利。施琅在给康熙的上疏中认为，台湾问题要早日解决，否则，台湾长期与大陆分离，文化教育不同，会引起最终分裂。他一直专心研究对台海战战法，故对台湾情况和收复台湾的策略非常熟悉。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在澎湖一战大败郑军，施琅对被俘郑军兵将优礼相待。通过政治争取，郑克塽奉表纳降，因与郑家有深仇，有人担心他战胜后会进行报复，但他说：“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台湾统一后，朝廷内部关于台湾的弃守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李光地认为台湾孤悬海外，要之无益。施琅听到十分生气，慷慨陈词，痛斥“弃地论”，在《恭陈台湾去留疏》中，详细论述了台湾的物产、地理位置及地理形势，认为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是东南沿海的屏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康熙采纳其言，在台湾设府驻兵，统一治理。从此台湾完全归于中央政府统一有效的管辖之下。

——摘编自左振宇《统一方略——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