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规范和指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理学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二：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

材料三：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黄宗羲在全面批判君主专制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想，表现了思想创新的理论勇气。特别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重要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作主，而不应由君王一人垄断；三是君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为民服务。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

材料二   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民本是一种“定对目标选错道路”的空想，永远无法到达“利民”的目的地，因为其一旦进入实践，必然被君主改造成外儒内法的伪民本。如果把民本当成民主，就会让一种“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东西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将是不但不能实现民主的目标，而且还会败坏民主的名声。但民本不是民主并不意味着民本思想没有价值。这种“反法之儒”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摘编自丁新宇、郭强《民本非民主——定性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