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中后期，明清易代，长期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明末活跃的社会文化思潮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清王朝通过严酷的文化政策，实现了皇权对真理的垄断。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清初学者致力于文化的保存和儒学的重建。

——摘编自王博《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

材料二   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其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由君王一人独断；二是君民平等，君的权力来自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人民共有，非君王私有，三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主宰，不应必须尽心尽力为君服务。黄宗羲还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新诠释。他认为圣人所说“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巫蛊、佛事、倡优、奇技淫巧之类不切民用的末业，非贬抑工商之类有利民生的本业。“工商皆本”主张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思想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