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在元皇庆二年所制定的科举条制中，明经被置于科举首位，程朱学派的四书五经传注，被指定为科场的标准答案。由此，程朱理学被正式结合进国家的政教体制之中。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