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阳明的思想到他的再传弟子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非名教所能羁络”。晚明文人通过结社，“一方面学习时艺，来揣摩风气；另一方面来选择知己的朋友……所以明季几社的成立，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后来才门户开放”。江南的几社不满足于科举制艺的训练，急切地大声发出声音，触及时事，试图纠正时弊。复社成立以后，几社和其他文社都以团体成员加入，不过复社并没有取代其他文社自身的活动。复社的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苏州尹山成立大会的人中，来自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有235人，浙江168人，其他成员来自江西、湖广、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合计680人。

——摘编自樊树志《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

材料二   1895年8月，在帝党官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但因该会主张立宪治国，因保守派极力抵制，很快遭到朝廷封禁。就在强学会解散之际，其他地方开始兴办学会。在1895至1898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学会将近90个，在明确以会命名的68个团体中，湖南、上海、北京分别有17个、15个、12个，合占六成以上。嗣后，慈禧听政，即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褫职治罪，再申“联名结会之禁”。

——摘编自李玉栓《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现代转型》

材料一   明成祖《内训·序》曰：“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姆，女师也）教。”从文王时代，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女子教育的规范，到整个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皆如此，不断地在严格家庭秩序和伦理规范。而对于女子的种种教育，无须依靠学校，完全由父母特别是由母亲代代相传。幼年女子，少年女子如此，出嫁后的女子依然如此。如明代吕近溪《女小儿语》主要教少年女子行事言行，汉代班昭《女诫》中有教授已婚女子如何做好妇女之事的“妇行”篇，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姊妹《女论语》中有教已婚女子的“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营家章”“待客章”等。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有教已婚妇女的“修身章”“景贤范章”“母仪章”。清代贺瑞麟《女儿经》以通俗易懂的言语教女儿为人处事、做人行事。

——摘编自张丽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   由于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妇女频繁参加经济活动，使得英国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变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主张贵族妇女应该学习一定的知识，以便能够培养她们的贞洁观念和宗教虔诚。很多贵族由于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为了使女儿未来能够接管自己的领地，也主张对女性进行一些教育。富有市民和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女性开始进入到了学校。除了教授用本地的语言进行阅读以外，还有宗教祈祷和礼节知识的课程。对于一些下层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家庭都有经济条件送她们去专门的学校去学习。作为劳动群众，妻子和丈夫一样每天都要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特别是她们从事职业的广泛性，小的时候所受到作为贤妻良母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求她们有着一定的职业技能。

——摘编自唐宏刚《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

材料三   从中共三大以来我党就十分重视妇女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文件，许多领导人也做出了相关指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出台的《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工作新决定》，1938年《毛泽东抗战初期对妇女的指示》，都体现出党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关切。从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的内容来看，既包括有纺织缝纫、种地等劳动生产活动，也有学堂教学、理论知识学习。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及时有效地落实在生产实践中去。真正实现妇女思想、经济的双重解放。为此，我党颁布《儿童妇女待遇办法》《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一系列文件，并建立了妇女联合会，让妇女干部去做广大妇女的工作，渐渐地当地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摘编自王雨薇《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经验》

材料   明代的士人是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他们暂时还未进入仕途，却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阶层，是有功名的候补官员。

在明代，士人包括以下几种知识分子：进士、举人、监生、诸生等。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举人是乡试录取的优胜者。监生，即国子监学生，包括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此外还有外国留学生，即“夷生”。四种监生中，洪武初年官僚子弟比例较大，洪武以后百姓子弟日益增加，占了绝大多数。诸生，即地方府学，州学、县学的学生，他们一部分来自民间私塾，一部分来自社学。

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受到强烈挑战，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四处讲学，在各地创办书院，弟子遍天下。他们不仅仅关注学问，而是学问，政治并重，今天广为流传的格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乡村，他们是有功名的头面人物，即社区和宗族组织的首领。

——改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材料   晚明礼教藩篱分崩离析，传统的等级秩序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受到来自各方社会力量的冲击。王夫之认为，天下存在着“大公至正之是非”，“匹夫匹妇”有时也能知道这种是非，而且圣人也不能违反。但从根本上说，“君子之是非”终究不同于“匹夫匹妇”之是非，甚至不与“匹夫匹妇”“争鸣”。君子“以口说为名教”，所以君子的是非一出，“天下莫敢不服”。与明代士大夫重视言官不同，清初的士大夫开始对言官的职资加以反思。王夫之所信奉的是《易经》中的说法，即“乱之所由生，则言语以为阶”，借此希望回复到原本言无专官的时代。王夫之当然也肯定“公论”在朝政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认为公论应该是“朝廷之柄”，而不应由外臣掌握。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材料一   当16世纪的英国人确信“人们有权合法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掌有自由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江南人也走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致富之路。“民生有欲，人必有私”，这一社会生活的公理，为江南人冲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而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理由。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匠籍制度改革和最先在江南实行的“一条鞭法”，则赋予了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摆脱土地束缚的自由。当1644年弥尔顿在英国议会发表《论出版自由》演说的时候，当1672年英国议会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当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建立起民主政体的时候，当1690年洛克发表《政府论》确立“天赋人权”原则的时候，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自由贸易成为英国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口号和原则的时候，当1795年英国使团访华给中国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要求与中国建交的时候，中国却处于清朝的专制统治之下。

——摘编自许苏民《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之新思考》

材料二   顾炎武对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作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述。例如，记晚明苏州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形，“居民大半工技，金阔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阔阑之间，望如绣锦”；东洞庭之民“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楚、燕、豫”。记杭州情形，“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记徽州情形，“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商贾虽余货，多不置田业”。记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情形，尤为详细，“市舶之与商舶，其说稍异。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兵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门）然。商舶则土著，民釀钱，造舟，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