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材料一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注：良知：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善性和认识本能，语出《孟子·尽心上》，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与生俱来的善端。）。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26（大学问》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注：圣门：指儒家学派）所谓良知。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材料二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明］李贽《焚书》卷3《童心说》

材料一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也是思想家们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思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其中李贵强调“理气”观否定了绝对的“一”和阴阳二气之上的“理”的存在，直接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本体论；他还要人们恢复“真心”、做“真人”，他的“生知”说从抽象的人的观点出发，反对封建等级观念和先天决定论，大胆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黄宗羲则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顾炎武则在学术思想上提倡以史为鉴，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努力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认为“天下为器”，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考察研究认识，一切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思想具有启蒙和深刻的启迪作用，但是由于清王朝的种种压迫，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主流。

——摘编自卢智龙《明清启蒙思想家之主要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与彻底的革命性和理想远景的强烈渲染而著称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英国启蒙思潮则显得温和，带有其特有的经验论色彩，而其后的德国启蒙运动则更着力于弘扬其民族精神，对整体性和内在精神因素要更为关切；同样，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同为启蒙理想的组成要素或具体体现形态，彼此之间并不遵循同一种逻辑，也往往相互冲突，因为不同阶层所诉求的目标必然相互差异，作为思想代表的思想家由于其立场、出发点不同，所借鉴利用的资源不同，便会提出不同的主张。

——摘编自储昭华《启蒙的自主性与明清思想的定性》

材料一   北宋书院的创办是应教育需要才产生的，由于北宋重视科举和官学，同时，书院本身教学内容和办学目的不出官学应举的范围，所以到了南宋，形成了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书院。从管理和兴办来源来看，宋代书院并不完全是私人教育体制，而是官私结合的新的教育体制。书院在教育宗旨上侧重于修德成才，主要教材是儒家经典。但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书院招收的学生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因此大部分学生读书都很用功。书院基本上都建在环境优雅的地方，吸收了道教和佛教尤其是禅宗以山林中的清幽来促进怡神养性、清心正气的特点，并和它注重修身养性的教育目的相配合。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世纪的许多思想文化活动都是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的。雍正资助书院使学者们有了职业，1736年至1795年在位实际执政61年的乾隆，曾倡议由一大批有学问的文人编了大约57部大部头著作，如《四库全书》等。清代的学术从属于官方，即使这种从属是间接的。皇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统治还表现在对文化的镇压上。这一镇压持续了大约15年，与编纂《四库全书》同时进行。

——摘编自（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升华，他们或把民本思想从“民本——尊君”的体系中剥离出来，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异端”思想——无君论；或者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全面的改造或创新，如黄宗羲、唐甄等在抨击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中形成的“新民本”思想。在传统民本思想走向末路时，新民本思想顺势而生。

——摘编自陈碧芬《明清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如何贯彻和落实民本主义，孙中山认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他主张“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为此，“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国家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民生，要考虑“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摘编自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1982﹣2015年，中国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小学从35.4%降到26.2%，初中从17.8%提高到38.3%，高中从6.6%提高到16.4%，大专及以上从0.6%提高到13.3%。2016年，城镇地区83.6%的户所在社区有卫生站，农村地区87.4%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截至2017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几个重要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约4亿、5亿、11亿、1.8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称世界楷模，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14年的4.2%。2017年，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标志着中国的民生福祉增进进入均衡发展型阶段。

——摘编自武力主编《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