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从顺治至康熙年间，黄宗羲对清廷的态度逐步发生了什么变化？(2)根据材料分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黄宗羲对清廷态度的变化有什么现实意义？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徐光启等人对待中西文化“较为清醒的认识”。结合所学，指出明末两部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科技著作。
(2)根据所学概括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认识。
材料一：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冲撞激烈。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通过开展学校劳动教育肃清封建剥削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动员青年一代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指导方针，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教育密切结合，大学、中学与小学的劳动教育同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的劳动教育相互统一。
——摘编自李欢《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颜元对劳动教育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4 . 史料一 顾炎武推崇议论朝政的风气，要求以强大的社会舆论来监督制约当权者，以“众治”代替“独治”。黄宗羲进一步提出用……“天下之法”取代“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以约束帝王的“人治”。
史料二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黄宗羲
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
——顾炎武
(1)史料一中两人主张的共同点是什么？史料二中两人对人性认识的共同点是什么？
(2)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以上史料反映的思想产生的共同社会根源。
材料一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
——摘编自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二 王艮（泰州学派创始人）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中期开始衰落的年代，小作坊主和商人成为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力量，而王艮出身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煮盐家庭，9岁就开始随父往返于山东做贩盐生意。在目睹了王朝政治腐败，许多身在宦途的仁人志士遭受迫害后，他提出了“保身论”，要求那些身在宦途的人要爱身保身，不要为封建统治者卖命，为封建统治者尽愚忠是不值得的。同时他冲破“天道”的束缚，把“道”解释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日常行为，从而得出了“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的结论。李贽将王艮的思想进一步发挥为“童心说”，提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的观点。
——摘编自林子秋《简论王艮和泰州学派》
(1)根据材料一、二，简述王阳明思想和泰州学派思想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艮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人物 | 观点 |
| 徐光启 | “如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 |
| 黄宗羲 |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
| 徐弘祖 |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幕苍梧” |
(1)根据材料，谈谈你对顾炎武认识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2)结合时代背景，对顾炎武的认识进行论述。
王守仁这样阐述他的“良知”概念：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王文成公全书》卷26《大学问》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
——《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王守仁的弟子王畿说：
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2《郎中王龙溪先生畿》
李贽则将上述“良知”概念发展为“童心”，并有如下论述：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sǒu）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李贽《焚书》卷3《童心说》
阅读上述材料，结合课文内容，体会陆王心学衍生出的思想解放倾向及其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冲击。
材料一 汉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提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是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方学术。
——摘编自刘孟骧《中国儒学史话》
材料二 他（指李贽）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为诸子百家辨正，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按照人性之自然和是否“适时”“经世”，作了重新评价。他指出，申、韩“原与儒家分而为六”“各自成家”，各家有各家的“事功”，故而不可抹煞。相反，儒家却正如司马谈所评论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特别肯定墨子的学说。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
材料一 朱熹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儒学体系。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四书，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通过编撰《童蒙须知》等启蒙著作，对儿童的衣着、饮食等日常行为都作了道德规定。比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程朱一派专在士阶层中求发展，终于成为新儒家的正统。直到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能和程朱分庭抗礼。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以“简易直接”为特色，是和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长期奋斗而获得的。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新儒家伦理因阳明学的出现而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朱熹学说形成的原因，并概括朱熹推广儒学的路径。
（2）根据材料二，比较王阳明学说与朱熹学说的不同点，归纳王阳明思想的社会意义。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地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材料二 赢得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个人；充满竞争的生存条件促使他们必须具有多方面的造诣。意大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15世纪，是多才多艺之人辈出的时代。当时没有一部名人传记不在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而这些造诣总是超出一般水平。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但要研究古代经典理论，还要研究地理、历史、文学；不但要翻译古代的戏剧，还要同时兼做导演；此外，他还可能是一名地方长官、外交家。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中国思想文化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中、意两国思想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