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从顺治至康熙年间，黄宗羲对清廷的态度逐步发生了什么变化？(2)根据材料分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黄宗羲对清廷态度的变化有什么现实意义？
材料一 勤俭观念在我国古代产生很早。从殷周时代开始，人们即认识到勤俭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安危，而且关系到国运的兴衰。商初大臣伊尹曾对刚继位的太甲提出建议：“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仅把俭与温、良、恭、让一同列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更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践行于日常生活之中。西汉立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物资极端缺乏，统治者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以“寡欲”“无为”的黄老思想治国，提倡俭朴的道德风尚。
——摘编自杨明辉《我国古代勤俭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在黄宗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由于种种原因，启蒙思想在中国止于“思想”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消费观念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启蒙的特点。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徐光启等人对待中西文化“较为清醒的认识”。结合所学，指出明末两部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科技著作。
(2)根据所学概括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认识。
材料一：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冲撞激烈。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通过开展学校劳动教育肃清封建剥削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动员青年一代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指导方针，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教育密切结合，大学、中学与小学的劳动教育同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的劳动教育相互统一。
——摘编自李欢《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颜元对劳动教育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材料一 时代的震荡迫使明清之际的大儒对理学作出多方面的反省。顾炎武批评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而人们也愈加倾向于朱熹格物、专研经典的趋实作风，而对于王学末流沾染禅氏习气略感不满，并从明亡的反思中，意识到理学之中掺杂佛老成分的危害。随着学风的转变，学者转向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出于对经典的维护，对先圣的推崇，他们力图弄清孔孟的原意，考据学也因此兴起。
——摘编自李汉兴《简析明清之际的理学反思》
材料二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此为阵地，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意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和科学精神，实现对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观念的启蒙和取代“圣贤立言皆真理”的蒙昧主义思想。他们批判的锋芒直指礼教、旧道德，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表现出一种对旧文化的无情批判、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兼收并蓄的特点。
——摘编自陈廷湘《中国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之际的理学反思与新文化运动的异同。
材料一 汉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提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是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方学术。
——摘编自刘孟骧《中国儒学史话》
材料二 他（指李贽）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为诸子百家辨正，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按照人性之自然和是否“适时”“经世”，作了重新评价。他指出，申、韩“原与儒家分而为六”“各自成家”，各家有各家的“事功”，故而不可抹煞。相反，儒家却正如司马谈所评论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特别肯定墨子的学说。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地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材料二 赢得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个人；充满竞争的生存条件促使他们必须具有多方面的造诣。意大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15世纪，是多才多艺之人辈出的时代。当时没有一部名人传记不在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而这些造诣总是超出一般水平。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但要研究古代经典理论，还要研究地理、历史、文学；不但要翻译古代的戏剧，还要同时兼做导演；此外，他还可能是一名地方长官、外交家。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中国思想文化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中、意两国思想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16、17世纪的中国，时当明中叶以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社会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动，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产生有别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出 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
—— 刘志琴《明清之际文化近代化的萌动与夭折》
材料二：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审视启蒙运动。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和追随者对他们所继承的那个世界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试图为更为清晰可靠的理解这些问题奠定充分基础。 总之，启蒙运动乃是在批判与创新的大破大立之中展开。
——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列举16、17世纪的中国“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若干思想家（要求至少列出三位），指出这一时期这股新思想的历史地位。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归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批判与创新”中“大破大立”的表现，概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这种“创新”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所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史实。
9 . 材料一 臣民观是东方社会中独特的政治价值心理，也是遍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观念。它的形成源于政治，强烈的封建等级严格固化了所有人的身份，臣民观念又束缚了所有人的思想，人们不能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只需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义务，最终使整个社会安于此种政治思想模式。
材料二 关于公民概念，在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实为西方舶来品。17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主权在民等思想广泛传播，公民概念开始进入国人视野。1902年康有为发表《公民自治篇》，认为“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梁启超也为其作按语注，对公民做了以下解释，“公民者自立，而非立于他人也；负担国税之权利义务，非捐得此名以为荣也。”
（1）根据材料一归纳臣民观念与君主统治之间的关系。根据所学知识分析臣民观念给明清时期的中国造成了哪些影响？
（2）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提倡的公民内涵。
（3）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中国产生近代公民概念的特殊社会环境。
材料一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
材料二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三 李贽认为，“童心者，心之初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李贽的“童心”说深受王阳明“良知”说的影响，二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价值取向相反。李贽强调“童心”即“私心”，注重物质利益的价值，形成了以物质利益为本位的个体价值格局，并显示了儒家价值哲学从以道德为本位的群体价值格局向以物质利益为本位的价值格局转换。李贽认为“童心”不以“闻见道理为心”，“闻见道理”就是日常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理学家所指的“天理”。
——摘编自刘兴邦《童心与良知的价值背向》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孟子在人性和政治方面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
（2）概括材料二的思想主张。与材料一相比，指出两者关于“良知”主张的共同点。
（3）与王阳明的“良知”说相比，材料三中李贽的“童心”说有何不同？结合所学，运用唯物史观简析李贽思想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