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 教育机构 | 所设学科 |
| 1862年 | 京师同文馆 | 语文、推算、格致、制器之学 |
| 1874年 | 格致书院 | 天文、算学、医学、制造、化学、兵器、地质 |
| 1898年 | 京师大学堂 | 经学、文学、法政、商学、农学、格致等 |
| A．学校教育占据教育主导地位 | B．教育渗透西方大学教育制度 |
| C．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式微 | D．通过教育增强了国家实力 |
| A．适应了中国工业化的需要 | B．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 |
| C．旨在深入学习西方的文化 | D．重构了国人的图画审美观念 |
材料 道光中期以来，民众的抗争事件日趋频繁……咸丰四年（1854年）底爆发的瞿振汉起义以乐清为中心，其触角伸展到黄岩、临海和永嘉大罗山一带影响温州府城，并曾与海上的武装力量“粤艇”联络。起义领导人还有过夺取温州府城进而“传檄全浙”的部署。虽然计划实施受阻，但也一度攻占乐清县城并建立政权。尽管起义延续时间不长，但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乐清士绅留下的记述文字，大抵持正统的政治立场，将瞿振汉起义斥之为“逆党倡乱”。民国以后，开始有人把瞿振汉称为“与异族抗衡”，光复汉族河山的“革命先烈”。此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将其看作一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摘编自李世众《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2023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瞿振汉起义看法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 A．清政府企图借助西方力量收回失地 | B．太平天国面临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
| C．清政府的外交策略逐渐走向近代化 | D．清政府试图稳定社会秩序提升政府权威 |
材料一 事实上，清政府从军工厂调拨给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是具有商品的性质。从1874年起，天津机器局首先得到出售军火款项收入，1884年后江南制造局因出售军火而所得的财务收入更多。此外，这些近代军火工厂所使用的工人，在一开始多数是雇佣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其中有的还是从外国工厂雇佣来的技工。
——摘编自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
材料二 据农商部注册的顺序号码统计，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止，批准注册的工商企业共1627家，平均每年102.8家。从所注册的企业内容来看，纺织、矿业、华工、机械、电业、航运、火柴、医药以及农、林、牧、渔、水利等企业，均得到发展。这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个棉纺织建厂高潮。据统计，从1890年至1911年国内建厂31家，而1912年至1923年间，新建棉纺织厂达71家之多，建厂速度大大加快。布机数由1912年的2316台，增加到1919年的13796台，1928年的29582台。
——摘编自徐进功《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军事工业所具有的性质并说明其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12年至1928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条件并归纳其特点。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胡光墉破产案的一个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并予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时间 | 大部分士人的看法 |
| 19世纪40-60年代末 | 主张“重德轻技,德成而上,艺成于下”“学而优则仕”,视西学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 |
| 19世纪70年代末 | 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流所器重,侧席诰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身捷径。 |
| A．洋务运动成果得到社会认同 | B．政府近代化的努力赢得认可 |
| C．西学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 | D．科举选官制度遭到人们唾弃 |
材料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1891年入主船山书院。他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并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他严肃学规，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他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维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他认为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
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1894—1903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他发布改章手谕，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然而，1898年，王先谦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
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王先谦言“（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未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1905年，王闿运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改为船山存古学堂。
——摘编自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书院改制进程中的分歧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 A．主动遣使解决外交争端 | B．初步接纳西方外交体制 |
| C．彻底放弃传统外交惯例 | D．努力建立平等外交关系 |
材料一 辜榷（今译独占）专利之事，为斯密氏（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各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
——1901年严复
材料二 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籍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权利。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枪弹炮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必须立即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若准保护美国专利牌照，是自塞其智慧。
——1903年张之洞针对中美商约谈判给中国谈判代表的电文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严复与张之洞关于专利保护的不同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严复与张之洞有关专利保护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