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优先股制度起源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由于当时英国铁路和运河建设对资金的巨量需求，以及政府对公司债券融资的比例限制，许多大型工程由于资金匮乏不得不中途停顿，优先股便在铁路公司中应运而生了。当时的优先股既享有事先约定的固定收益、又可同普通股一起参与股息分配。19世纪30年代，美国几家在马里兰修建铁路和运河的公司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助。马里兰州政府考虑到铁路建成的巨大利润，在1836年通过的法案中同意向其注资，但要求在三年后保证每年6%的股息，且股息支付顺序位于普通股之前。此后美国优先股制度不仅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在采掘、冶金、纺织等行业亦被广泛采用。当时的优先股一般享有议决权，但1870年俄亥俄州颁布法律规定优先股不得享有议决权之后，优先股的议决权逐步被舍弃，现代意义上的优先股逐步成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二 清政府以新式企业从国家政府手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为依据，要求企业向其提供各种形式的报效。这种情况在洋务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比较普遍，报效成为这类企业盈余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企业直接在章程中写明报效的条款，有的则奉命提供无偿服务，有的则被要求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如1882年电报局转为官督商办，议定从当年五月起，缴还官本银六万两，以后在五年内分期续缴银二万两，免计利息，其余垫款约九万八千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的洋务、军务电报作为头等官报，将其应收的电报费陆续抵缴，此项抵缴完毕后，头等官报也不收电报费，作为电报局对清政府的报效。

——摘编自严亚明《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外商在华企业（至少在特种股票发行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近代数百年来形成的成熟企业制度。而华商企业的企业制度则借鉴西方并融合了传统的投融资理念，且只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在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内，外商在华企业在税收（如厘金）、融资（如股票溢价）、法律（如租界）等方面拥有诸多特权，而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又进一步迟滞了华商企业制度演进的进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材料一

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从社会实践上看，明初在选用官吏方面，把德行作为选任官员的首要条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强调司察举贤才必须“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康熙帝在《治国圣训》中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

——摘编自于学强《中国古代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的实现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由于懂得洋务而又愿意经营洋务的人才实在太少，由李鸿章等人自己兴办的新式学堂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培养出大批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才，赴美留学计划由于保守派的极力反对最终半途而废，李鸿章等人不得不利用身边现成的人才。只要是懂得一点洋务或者对自强运动抱有兴趣的人，李鸿章都委派他们从事各种活动，在选拔过程中，是否具备某种才能和是否胜任该项工作往往成为选拔的首要标准。例如：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早年曾从事海上贸易，后来成为安徽地方团练首领，后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而成为淮军名将。担任台湾巡抚期间，刘铭传建立学校、铺设街道、架设电线、建立邮政局、铺设台湾至福州间的海底电缆、修筑铁路。被李鸿章重用的盛宣怀、唐廷枢、朱其昂等人在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期间多次被人弹劾，批评者说他们中饱私囊、任人唯亲。

——摘编自闫虹珏《从德才兼备到唯才是举——近代传统人才培养任用机制的转变》

材料三

1968年，英国在工党政府主持下，对其传统的文官制度进行了某些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是改变只强调“通才”的方针，更多地吸收专门人才。1978年，英国文官队伍中的专家已达40500人，比1968年增加了一倍。美国在此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文官应具有专业技术，录用了许多博士。教授担任高级文官，素有“专家行政”之称，据1978年统计，美国90%的部长助理都有大学学历，其中一半人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据1979年日本人事院统计，中央政府机关50多万公务员中，高校毕业生占90%，内阁中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担任要职。另外，法国在选录文官时也特别注重“专才”。

——摘编自崔斌《西方国家文官制度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