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诸侯战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发起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 以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运用为标志，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 传统的贵族分封制逐步被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所取代，“封邦建国”的方式被统一的帝国所取代，社会成员结构从贵族和平民为主体转变为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 这种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思想异常活跃，众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各国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网络人才，优待知识分子，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摘编自张国刚《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外部和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惯性机制支配下，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削弱，组织能力降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传统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但中国不是以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而是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身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 然而，由于政局变换，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平稳地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艰难中寻求发展。 在列强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成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落入了殖民地宗主国的半殖民地。19世纪70年代，以郑观应、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君民共治”和设议院要求，是近代民主化的最初思想酝酿。 有革命派所领导的社会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最终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把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向一个高峰。
——摘编自刘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这一特征在社会领域的反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盛行所谓“西学源出中国”说，整个社会视西人为蛮夷。战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政治军事的失败，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失败。少数感觉敏锐的士大夫，在创深痛巨之后，不能不对此产生反思。但守旧士大夫昏聩如初，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久成空谷足音。咸丰一朝（19世纪50年代），李善兰等一批科学家对西学的译介和研究，直接推动了西学观念的深化，并提出“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的主张。咸、同之交（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实为近代初期西学观念演进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和“道在反求”的创见。
——摘编自郑师渠《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
材料二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注：手工业）和政治结构，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摘编自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士大夫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及其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冯桂芬提出的观点对西学观念的演进产生的影响。
(2)据材料二，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影响的观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角度中选取其中一个角度加以说明。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清朝君臣最初没有条约观念和意识，考量条约关系的参照物，除天朝体制意识之外，主要是中国古代的盟誓实践。在遭受一系列武カ打击后，他们被迫接受强权政治下的国际关系秩序，同时从国际法角度对近代条约有了新认识。甲午中日战争后，一些人主张借助国斥法体系、维护自己的权益，认为国际公法存在弊端、但两害相较取其轻。薛福成指出，“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以弭有形之衅。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但中国当今国势衰弱、“若势有不逮，曷若以公法为依归，尚不受无穷之害”。御史陈其璋奏请“与各国订明同列万国公法”，将国际公法与中外条约联系起来，认为”条约屡换，而每事吃亏，指不胜屈”，其原因在于未与各国订明“同用公法”。他主张政变传统观念，"与各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一切事件，均照公法而行”。
——摘编自李育民《晩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材料二 1900年年末，部分留日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译书江编社”的学术翻译组织，其宗旨是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法政知识。他们翻译的作品被刊载在《译书江编》这一杂志当中，这其中也不乏国际法学作品。“国际法”一词在《译书江编》这一杂志中首次亮相，尤其到1：2年汉语世界的传统“国际法”发生了爆炸式的变迁，这一年也首度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据写的国际法学术作品。在1902年第1期的《译书汇编》中，我们见到留日学生行诸文字，开了对国际法的首次正式讨论。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条约观念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条约观念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