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1)根据材料，概况近代法科留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说明造成法科留学三个阶段变化的原因。
材料 晚清时期近代军事学堂的设置情况（部分）
| 时间 | 数量 | 军事学堂名称 |
| 19世纪60年代 | 1所 | 福州船政学堂 |
| 19世纪70年代 | 1所 | 天津水师学堂 |
| 19世纪80年代 | 6所 | 北洋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 |
| 19世纪90年代 | 10所 | 直隶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等 |
| 20世纪初（1905年之前） | 14所 | 福建武备学堂、北洋测绘学堂等 |
——据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发展趋势，并简析其原因和影响。
材料 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开始，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发生了一定变化。一方面具有了比较详备的世界地理知识，同时，在政治的想象中，中国只是世界上许多“国”中的一个，一种新的关系“世界”的观念开始形成。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都在思考一个共同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其所说的“新民”，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新的公民”。陈天华大声疾呼：“若不讲公德，只讲自私，不要他人来灭，恐怕自己也要灭的。”严复指出：“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之自由。”梁启超指出：“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孙中山也认为自由并不能用于个人，而只能用于国家。
——摘编自孙强《晚清至五四的国民性话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民性话语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社会知识系统出现新变化的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后，长期封闭的清朝大吏们，对国家主权、国际法，以及近代国家交往的原则和方式等一无知晓，他们仍然用封建时代的帝国观念和手段认识处理对外关系。对于条约的谈判和签订，清政府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重要特权，也因为与施以恩惠的传统羁縻之道相符合而被轻易让予。清朝君臣将结束鸦片战争订立的条约视为一成不变的“万年合约”。
材料二 【分材料缺失】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一方面，他们对条约制度及其性质的理解，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法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到现存的条约制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此后更明确从国际法的角度检索此前所定条约的失误；对条约本身的认识以及对西方列强“修约”要求的应对，又进一步发展为主动修约的思想。甲午前后，朝廷特别注意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的权益，并有意识地在新订条约中消削或限制此前已被列强所攫取的特权。
——以上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特点，并简析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清政府外交理念的变化，并简析这些变化的意义。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清朝外交的主要变化，分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历程，概括新中国外交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1902年，孙中山嘱咐刘成撰写《太平天国战史》，欲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俾读者识……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在阐扬三民主义理论时，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又一次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大家想做皇帝”，并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摘编自金实秋《孙中山和毛泽东论太平天国》
材料二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同情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重压下的广大农民。他指出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续与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他说，太平天国的“天国理想”，是企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与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实现财产公有、绝对平均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正是从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了中国国情，为中国革命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摘编自经盛鸿《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与评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孙中山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变化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及其对中共开展民主革命的影响。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叫嚷，甲午战后的中国“如此一筹莫展，以致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他认为中国“如此衰败，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认为英国政府无须“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甲午战前，日本“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遭受西方压迫的亚洲小国”，但甲午战后，战胜国日本的国际地位上升，成为亚洲强国，并参与了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俄国深感威胁，俄财政大臣维特认为：“日本占领南满对俄国来说是一个经常的威胁，迟早会导致日本占领整个朝鲜。”英日两国在经反复磋商后于1902年1月30日签署了《英日同盟条约》。
——摘编自张玉芬《远东格局变化下英日同盟的成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日同盟签订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日同盟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