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   在社会生活的多元结构中，一种令人忧虑的“殖民文化”倾向正在社会转型的缝隙中滋生起来，且有不断蔓延之势。殖民文化不是单方面的存在与行为，它是一种关系，是强权主义者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一种精神支配关系。当代所谓的“殖民文化”，从强权者方面来说，是指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政治渗透，利用文化输出的主导权，通过各种文化传媒，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被压迫民族，以削弱其国家主权意识和民族文化精神。从被压迫民族来说，“殖民文化”则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受到强权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而出现的丧失民族精神和本土特色的文化形态。

——摘编自邓也穆《文化的开放意识与民族精神—兼论“殖民文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