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阿思本舰队”事件

1861年4月，英国人赫德建议恭亲王奕䜣从外国购买一支舰队，并请外国军官进行训练。8月，曾国藩上折陈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862年2月，清政府委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在英具体经办买船事宜。

1863年1月，李泰国在英筹建舰队，聘请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擅自代表清政府同阿思本签订合同，规定“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阿思本允做总统四年”“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5月，总理衙门与李泰国经激烈争吵后重新议定《轮船章程》五条，规定“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用兵地方，应听督抚节制调遣”。9月，阿思本率舰队驶抵北京，即与李泰国赴总理衙门坚决要求推翻《轮船章程》，双方激烈争辩长达二十多天。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也公开表态支持阿思本。

最后清政府决定解散舰队，由阿思本将舰队驶回英国变卖，清廷负责船员的遣散费用。

——摘编自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

材料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投，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冲击——反应”理论。以下是费正清对该理论的解读：“西方是19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的发明者，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近代化”。

——《剑桥中国晓清史》

中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事年表

材料某学者总结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地域分布变化，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刘静《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

材料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棉花产业发展编年简史

（1）古代棉花种植起源于南亚、中美洲和东部非洲。中世纪时，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

（2）宋代，棉花由海路传入内地并在南方推广；元朝，在农村广为普及，松江府成为棉纺织业中心；到1433年，中国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天工开物》中记载，“棉布，寸土皆有”、“织室，十室必有”。

（3）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500—1760年间，大约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新世界的种植园中去工作。

（4）1750年，中国棉花产量约15亿磅，仅次于印度，占世界第二。

（5）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812年，利物浦出现棉花期货交易，英国成为世界棉花网络中心。

（6）

（7）1889年，由李鸿章主持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产，是为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1899年，张謇在南通投产大生纱厂。

（8）2012年，中国的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亚洲占82.2%），而北美和西欧仅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200多年后，全球棉花的大部分使用再次集中在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

材料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晚清洋务运动所开启的，是一条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归路，一旦开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绝不会止于清末种种改良与改革举措所规定的界限之内。其“师夷之长技”的实质是经济变革，经济的变革、发展与其迟早必然引发的政治变革与维护清王朝统治之间的矛盾，对于清廷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道无解之题。所以，只有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方式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清廷统治集团才被迫以接受“优待条件”而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但辛亥革命中存在诸多弱点，对旧制度的扫除并不彻底，传统守旧的政治势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继续有待于新的时机与新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李学智《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后的建设：以宪法、国会为中心的考察》

2023年9月15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该博物馆以“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为主题，基本陈列包括“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个专题。其中“文明起源”涵盖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肇始文明曙光的进程，“宅兹中国”主要涵盖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大国一统”讲述自秦统一全国后的历史，“和融万方”聚焦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民族觉醒”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历史。从远古发现到仰韶文化，从二里头遗址到《湘江评论》，中国考古博物馆以立体方式，讲述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发展壮大的历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近代，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全景方式，呈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从文明起源到民族复兴，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宏大叙事方式，展现中华民族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历程。

材料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1891年入主船山书院。他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并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他严肃学规，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他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维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他认为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

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1894—1903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他发布改章手谕，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然而，1898年，王先谦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

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王先谦言“（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未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1905年，王闿运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改为船山存古学堂。

——摘编自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材料   1872年12月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当时外国资本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内河航运，我国旧式的航运业面临破产，而军事工业也由于经费困难，举步维艰。

当时中国尚无近代股份制企业，商人不愿投资，轮船招商局最初主要是靠官款创办的。因总办朱其昂不善经营新式航运，以致在半年左右亏损4万余两。1873年7月，李鸿章札委唐廷枢任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局规”规定：（一）资本为100万两，总局和分局分别由股东推举商总和商董主持，但商总和商董的姓名须转呈北洋大臣备案，更换亦须如此。（二）股票及取息手折均需编号，填写持股者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股票转让，必须到局注册，“不准让与洋人”。

1874年招商局实收股金47万余两，1877年又以220万两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由12艘增至30余艘。外国轮船公司唯恐丧失垄断地位，纷纷以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致使招商局一度债台高筑，处境艰难。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局资金周转不灵。1885年，李鸿章札委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重订章程，规定“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