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推动了晚清新旧势力的合流 | B．开启了政治博弈新局面 |
| C．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 D．失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
| A．变法维新，救亡图存 | B．学习西方，改革教育 |
| C．教育救国，振兴中华 | D．中体西用，隆兴国运 |
| A．商家宣传手段灵活 | B．爱国思想影响医药行业 |
| C．国人禁烟意识增强 | D．中西方医药文化的交流 |
| A．变法冲击了儒学的地位 | B．维新思想冲击晚清统治基础 |
| C．新旧知识分子阵营分明 | D．改革势力之间尚未达成共识 |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主题一戊戌维新运动
材料一
材料二 1840年后，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维新派看来，外国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危机并非单纯由外国入侵引起，而是出于中国内部。而这种中国内部的原因并不是暂时的单纯的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和经济财力上的不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种落后和不足是社会长时期发展不足的结果。……如果说洋务派只看到了中国社会危机的直接的和表面的原因的话，维新派则以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扫描中国社会发展的纵深历史，试图寻找救亡的更为根本的策略内容。
——以上材料均摘自《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材料三 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人心风俗”。他认为，从法制学问到饮食居处，封建礼俗是压抑民族活力、影响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主张破除旧学，引进西学，进行移风易俗。梁启超也认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要使官绅们懂得国家强弱和民众智愚之因，广其识见，破其愚谬，“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新学，“从而摩激其热力，鼓厉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康有为主张兴学校、育人才，进行社会思想启蒙，“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达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认为只有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乃“智开而才足”。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五 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摘编自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六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触动了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以后发生的历次革命运动，从现代化的进程看，都与戊戌变法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也正因为如此，史学界才会把戊戌变法视作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摘编自《回顾戊戌重温历史》
主题二义和团运动
材料七 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
材料八 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清政府致各省督抚电文
材料九 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
材料十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
材料十一 自打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之后，一场又一场的败仗，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近代的中国简直就是弱者的象征，于是，一部近代历史也就成了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大事年表。当一百年的屈辱历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回眸再望，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除了外国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这条线索之外，实际上还有一条线索，即冲破封建的羁绊、走向世界的不断尝试，也就是利用外资的理论和实践。
——孔寒冰《近代中国历史的另一条主线》
*基础测评*
(1)请结合所学将下图中的A、B、C、D空白处补充完整，并概括19世纪40—90年代列强侵华的特点。
(2)请概括材料二维新派的观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及其目的。
(4)结合材料七，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
(5)依据材料八，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6)义和团为什么要拆电线杆和火车道？你对此如何评价？
(7)依据材料十说明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
*能力提升*
(8)根据材料五、六，说明作者对戊戌变法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起点的不同认识。
*历史纵横*
(9)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中国近代史的线索”，对材料十一的观点进行探讨。（说明：可以选取材料中的一个观点进行论证，也可提出新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一 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重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查和了解，并译介、出版关于西方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珍贵资料，它的出版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但对后来知识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冯桂芬遵循着林则徐、魏源的改革思想，甘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圣，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要求“博采西学”。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全面改革是必要的。这些主张超出了当时思想界和以后洋务思想的水平，直接成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改良派变法思想的先导。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学者思想和学术转型较19世纪中期更进一步。从客观环境上来说，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一步加剧，商品输出变成资本输出，侵略势力也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进一步加深。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学者的思想文化转型程度也更加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19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中国思想界转型的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期“向西方学习”思想实践更为深入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蕴含的民族思想建立于儒家“大一统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将六个少数民族史列传纳入到“七十列传”之中，这种视各民族为一体的做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司马迁还表达了他所处的西汉中期的历史学观念，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提出“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将史学看作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历史研究中得出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换言之，他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通变”即“治乱兴替”的一般规律。
——摘编自张士民《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刍议》
材料二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写道：“史学者，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史籍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陈陈相因，原因在于“旧史学”造成人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力主摒弃传统的以帝王称号为纪年的方法，设想“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关于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梁启超主张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为依据作相应表述，将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梁启超的思想将散于各方的势力聚拢起来，掀起了新史学思潮，震动了当时史学界。
——摘编自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司马迁取得的史学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背景及目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以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阐述国家盛衰治乱之理。文中以“群”对应英语中的society，并首揭“群学”一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萌生“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维新思想，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为“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作为联结同志，开通风气的一种有效方式，组织学会自然是“合群”的题中之意。 因此，学会便作为康、梁等人“合群立国”的主要举措之一，应运而生。
——摘编自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
材料二1900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结社非常普遍，“社会”极为普遍地成为其总称。从 1902年起，报刊中“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逐渐取代更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群”。1903年，革命刊物《浙江潮》发表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广泛使用近代意义的“社会”概念；革命党人陈天华在《苏报》上撰文，强调学生与“各级社会”不同，是“祖国存亡之关键”。 1904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伴随“社会”一词的风行，时人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部分革命党员意识到自己是“中等社会”的代表，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有秩序之革命”。尽管“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他们领导的革命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整理
材料三“社会”一词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根据对《新青年》杂志的统计，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总共才出现34次；1919年，“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激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高达 685次。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写道：“自马氏与昂格思合著《共产者宣言》……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写出康、梁等人“群学”思想的关键词。结合所学，概括维新派传播“群学”思想的根本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 20世纪初“社会”一词逐渐取代“群”的原因。结合所学，列举1911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领导“有秩序之革命”的重要举措。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 1919—1922年间《新青年》杂志中“社会主义”一词使用次数激增的国内动因。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简析“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缘由。
| A．改良主张缺乏群众基础 | B．制度改革难以深入人心 |
| C．国人抵触西方思想传播 | D．维新变法具有空想色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