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目睹欧洲一战的野蛮以及中国西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严复突破了器物、制度的局限，进入思想文化的深层领域，寻找西方富强的原因，提出了“援西入中”的思想启蒙方案，借助西方思想来探索中国现代化路径，最终形成以“文明社会”思想为核心的建设现代理想国家的蓝图。严复据此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以文明为指针，广泛吸取中西方发展的有益成果，拒斥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法主义，因为中国的发展“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严复呼吁中国应该全方位地给予民众自由。在社会自由方面，强调在不侵犯他人权利和安全的范围内，个人可以拥有充分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在公共领域，呼吁出版和言论自由；在政治维度，提倡争取政治参与的自由，设立京师议院和地方自治的方式培养公民能力，逐渐过渡到民主制。
——摘编自郑莉《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探索:以严复现代化思想为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文明社会”思想的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严复“文明社会”思想产生的原因。
材料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康有为认识到，必须与赞同变法的官吏联合起来，在朝野上下形成变法的社会“风气”，“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康有为的推动下，1895年8月，翰林学士文廷式组织强学会以“达民情、育人才”，它标志着维新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宣讲“中国自强之学”。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两地的会员有50人左右。1896年1月，慈溪太后下令封闭强学会、但各地的维新运动并未停步不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等超过300所。
——摘编自谢景芳、祁冰《文延式与强学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强学会成立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强学会成立的意义。
材料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根据光绪帝即将被废甚至被弑的判断，多次以“逆后”“淫后”“篡位幽主”来形容慈禧，指出“寻常幼帝之位，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之实为篡逆乎”，并向英国、日本等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求助。但此举在当时并没有赢得朝野过多同情，还有官员发出“诸人误上深矣”的感叹。后在日本政府逼迫下，康有为离开日本。英国之行后，康有为指出“盖废立之举，皆荣禄主之。故荣禄之罪，浮于西后”“西后误听其谗”。此后，康有为又推动海外华人以上书为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祝寿为由，请求太后归政于光绪。
——据贾小叶《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等人宣传策略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有为等人调整宣传策略的原因。
材料一 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不过这一切都是依靠科技为动力来改变的。洋务派是中国近代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启蒙力量，因此在此视角下洋务运动揭开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序幕。
——摘编自杨玲玲《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影响》
材料二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有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
——摘编自蔡锷《军国民篇》
(1)根据材料一和洋务运动的相关内容，就“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进行阐述。（要求：逻辑清晰，史论结合）(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变法自强之举”和“北方诸省之乱”分别指哪一历史事件，并对“变法自强之举”进行评价。
材料一 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轰破了国人几千年“天朝上国”的迷梦。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在近代反侵略的进程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勇抗争，努力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斗志。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反抗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也正是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发扬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有最终百年国耻的洗雪。
——宋凌迁《近代反侵略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族精神在维护国家主权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 1895 年6 月，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皇帝时提出了设议郎的主张，表达了对议会制度的构想。 他从“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立论，回顾了中国古代帝王“同忧共患，结合民志”的措施，主张学习汉代，通过地方乡贤和官员推选并由皇帝裁定议郎人选。 当选的议郎入值武英殿，随时准备接受皇帝的质询，并得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 遇到国家内外重大政务和筹饷事宜，则由议郎集中会议，并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意见形成决议。 议郎一年一任，但民众满意的可以继续留任。
——据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所设计的议郎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康有为议郎制度设计的主要原因。
材料 中国传统史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变法不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也引起了激烈的“党争”，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北宋黄庭坚云：“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近代梁启超评论王安石及其新法，则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了案。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多人认可，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毛泽东在给学长萧子升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摘编自韩峰《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传统史家、黄庭坚、毛泽东评价王安石的着眼点有何不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梁启超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原因。
材料一 这场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是学者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为帝国体系下发生的巨变进行辩护。希望再造中国并使之转变为强有力的现代工业化社会。
——【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帝发布各种谕旨180条。光绪帝谕令合并衙门，裁汰冗员，“将现在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限一月办竣”。由于裁撤面较宽，使一些中下层人士碎然失业，难以度日。光绪帝下令裁撤绿营，同时让旗人自谋生计。这些人多达100万，被突然中止生计后没能妥善安置，以致他们对新政怨声载道。9月5日，提出剪发辫，改穿西装。许多人认为这是改朝换代之举，难以接受。
——据1898年光绪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整理
材料三 百日维新时期，光绪名义上“亲政”，实际上在变法决策上仍严重受制于慈禧。在旧势力盈朝的情况下，光绪却缺乏应有的稳妥方案及相应的策略，激进态度迅速加剧了新旧势力的矛盾。
——王亚芳《维新运动失败原因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举出“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的著作，并说明其主要意图。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除旧措施及其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社会达尔文主义由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在19世纪60年代左右提出，认为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19世纪70年代后，该思想先后传入美、日。美国拥护者认为，政治活动最强者是“生存斗争”的获胜者；经济生活得到幸福和成功，是自由经营者证明他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19世纪后期，美国拥护者还提出大公司兼并小公司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殖民地是强国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强大民族的保护和指导。日本拥护者加藤弘之还认为，天赋人权思想不适应时代，获得民权要靠竞争；想获得更多权利，就要积极支持国家参与世界竞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烈竞争而已。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晚期西方风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综合分析其影响。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温情脉脉的“礼”和以德为本的宇宙观逐渐被颠覆。19世纪末，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并逐步影响思想界。深受加藤弘之影响的梁启超认为“世界之中……强者常制弱者……欲自由权者……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这一认识成为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到1918年末，梁启超游历欧洲深受震撼，西方现代文明幻灭的悲观氛围代替了西方进步的乐观，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提出“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认为民族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归于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晚年梁启超摒弃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复归传统的天下主义。
——摘编自高力克《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识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