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中央对地方的管治力增强 | B．清政府财政危机有所缓解 |
| C．维新与救亡思想广泛兴起 | D．改革已成为统治阶层共识 |
材料一 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自有来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
—— 钱穆《朱子新学案》
材料二 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 达此目的，恒须籍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断海潮。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
材料三 《新青年》的出世，其最大的动因是辛亥革命所创建起来的共和国，让人们感到太失望，先觉者于混乱与苦闷中，想为国家、为民族寻找一条新出路。
——改编自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1)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一、二、三所反映时代的思想特征及其政治背景。(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材料中“新精神”“新国民”“新出路”的内涵及其意义。
| A．时人救国思想的变迁 | B．戊戌政变的影响 |
| C．外国传教士在华人数 | D．国内的经济状况 |
材料 汉唐以降，中国在处理与他国关系问题上实行“华夷秩序”，并以此逐渐构建了中华宗藩体系。“华”为中国固有领土、实效管辖，“夷”为周边藩属国，名义上以中国为尊，但其领土自治，定期朝贡。晚清以降，西方强国通过战争等手段，强行与中国缔约，建立更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条约制度。自此，传统“华夷秩序”逐渐崩溃。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某学者认为，条约制度取代“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不平等外交走向近代世界平等外交的必然结果。试分析条约制度取代“华夷秩序”的原因，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或者反对该观点均可，并阐述理由）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淮河流域部族、方国和封国密布。大禹治水后是夏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汉武帝采取措施消除宪豫平原的水患，西汉末年全国人口5959万人，而淮河流域约为1448万。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迂回曲折的历程后，隋唐是淮河流域经济的辉煌时心，而且淮南淮北经济均衡发展，改变了两汉淮南落后于淮北的局面。在宋金对峙时期，淮可流域经济一度衰落。南宋以后，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流域内洪涝灾害频仍，与其他发展较快地区比较大落伍了。明朝初年，统治者除了实行兴修水利、鼓励垦荒以外，还实行了向流域地区移民、营建凤阳中都城的特殊政策，促进了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流域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倾向更为明显。
——摘编自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水利状况更加糟糕。"道光二十四年至光绪七年，平均每三年大水一次。"以张謇为首的两淮名士深切同情灾民，他指出洪灾根本原因在于淮河入江、入海路断，根本之路在于导淮。但是其时政府并未重视此事，于是他们另辟蹊径，倡导利用外资导淮。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导向下，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积极推动两国在导淮事业上的沟通和合作，两国于1914年签订了《导淮借款草约》，但这一举动威胁到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遭日本强烈反对。美国为了保护其利益，同意日本加入到运河借款和运河工程的管理上，使中国民众对美国深感失望。淮河流域贯穿苏皖鲁豫四省，苏皖两省是淮河流域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两省在导淮工程上的分歧颇大，各省相争，1924年后，导淮事业逐渐衰微。
——摘编自李菲《中美导淮事业的历史进程与影响（1911-1927）》
材料三 新中国历次重要治淮会议(节选)
| 时间 | 内容 |
| 1950年 | 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颁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成立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 |
| 1957年 |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治淮7年来的成绩和问题，着重讨论淮河流域规划。 |
| 1985年 | 召开国务院治淮会议。会议审议了《淮河流域规划第一步规划报告》《治准规划建议》和“七五”期间治淮计划的安排。 |
| 2010年 | 国务院治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根治淮河水患，事关沿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统筹解决好防洪、除涝和水资源保护问题。 |
——整理自《治淮》：《新中国历次重要治准会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导淮事业衰微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治准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影响。
材料一 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分布的空间观念，即“五服”观念。这一观念下，“华夷”为一个共同体，共处在一个天下。到秦汉时期，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为顺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主张各民族同宗同源，应和平共处、共同进步。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民族观是古代社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依据。
——摘编自赵本燕《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多维阐科）
材料二 1907年，杨度指出“在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他反对仅以文化同一性来认同民族，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在清末，“中华民族”一词和“大民族”观念，即各民族平等融合为大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观念，都已经出现。
——摘编自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1938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提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1938年12月，八路军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首次对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进行了清晰明确的表达。该课本写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这些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摘编自《百年来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不断深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民族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杨度和章太炎民族观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清末中华民族观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中华民族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