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任鸿隽（1886—1961），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任鸿隽认识到科学与国运的密切关系，辛亥革命后由“暴力革命”的追随、实践者转变为“科学救国”的倡导者。他坚持认为，科学家的职责不是身与社会政治，而是力行科学研究；“科学是立国的根本”并一再倡议将发展科学作为重要的国策。1915年，他与同仁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月刊；1925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专任秘书，在其努力下，该基金资助科学机构和大专院校，还派遣有志青年出国深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事业，他征得科学社同意，将科学社所有的设备等捐给了国家。

——摘编自侯春燕《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初探》

2 . 地图既是人们空间认知的图像表达，又是人们进行空间认识的工具。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1570年，在安特卫普首次出现了名为《地球大观》的地图集。其作品利用大量航海日志与地图资料，采用统一的投影法、 比例尺和“一图配一文”规则，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荷兰人很快效仿这种制图和商业模式，阿姆斯特丹成为后起的行业中心，“地图集”作为一种新型出版物开始流行起来。

1594年，法国人莫里斯·布格罗出版了一部国家地图集《法兰西大观》，收录了18幅王国地图，将古代高卢的疆域同当下法兰西的领土对应起来。波旁王朝也在边境省份任命了多位“国王工程师”直接负责地形的勘测，并且配备了专门的地图绘制人员。他们走遍了王国的疆域，绘制了可以准确定位的地图，还形成了许多文字报告和图集。

———于京东《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材料二   清末以降，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新式地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 “出版救国” 的重要媒介。20世纪初， 商务印书馆开始涉足地图出版领域，特别是伴随“癸卯学制”的颁行，为配合中小学“最新教科书” 的编辑与发行，相继译印《西洋历史地图》《瀛寰全图》《万国舆图》等教学地图，颇受当时中小学教材市场的欢迎。同时，感于“日俄开战，于我国关系甚大”，于1904年出版发行了《最新满洲朝鲜地图》，成为清末较有代表性的时务地图。

———李鹏《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

材料   沈家本是晚清著名的法学家、法律教育家，亦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自同治三年（1864年）入刑部供职，直至民国二年（1913年）去世，除却八年外放经历，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法学研究与实践中。在沈氏心目中，法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希望通过改革者的努力，昌明中国法学，对内既可以政平讼理、保境安民，对外则模范列强、齐一法制，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当列强入侵，晚清法律改革的序幕逐渐拉开，如何使法律成为国之利器，在沈氏看来，研究“西人之学”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建立新式法学教育，培养新型的法律人才。他提出了“兴学明法”、“预储人才”、“重设律博士”等一系列法律教育思想。在主持变法修律的过程中，沈家本把法律教育的理论付诸实践，他翻译西方法律文献、创办京师法律学堂、兴办北京法学会等尝试。沈家本也注重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努力提升法学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派员实地考察外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教育概况，引入西方法律价值观念的同时，不超脱中国本土的现实国情；他也积极普及法律常识，加强法学基础教育，努力使民众明法、守法、用法。

——摘编自黄飞翔《理论与实践：沈家本法学教育思想及当代鉴示》

材料一   在反秦大起义的过程中，拥兵自重的军事实力派人物先后称王；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不得不以封王为手段，笼络韩信、英布等豪杰为自己效力；汉初的思想家又批评秦始皇“非封建，行郡县”是出于“私天下”之心的暴政，形成了革秦之弊必行封建之制的社会舆论。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汉初的统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汉初的封国领土广大，诸侯王地位尊崇，“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越天子”。根据周振鹤的研究统计，当时全国有57郡，其中10个诸侯国共领有42郡之地，占总数的73.7%；而中央辖属的郡县之地共有15郡，仅占总数的26.3%。

——摘编自刘宗绪《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   在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截击于京津之间的时候，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润于6月14日即电告本国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对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刘坤一）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刘、张想要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的意见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并被指示向刘、张作出相应“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的要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为维护它在该区域所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首倡下，其他列强也各怀私利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贯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坚决镇压。在清廷对义和团“剿”“抚”不定甚至决定利用之时，他们仍固执己见，说“拳匪”势甚“猖獗”，主张竭力“剿办”，并强调“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关于“互保”的提议，正与其原有的意向不谋而合。

——摘编自董丛林《“东南互保”究竟保了谁的利益？》

材料三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并承认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自由权，在倡导联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纲领，宣告了民族权利。1934年11月29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确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这一根本原则，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1936年，中共中央领导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事实上开辟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局部实践之路。1941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之规定提及建立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初步确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摘编自谭玮、陈心林《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演进》

材料一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重庆地区人口稀少，满目萧条，经济和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广大农民不仅要承担规定缴纳的租赋，还要承担超过正赋数倍的加派、杂税和力役。为了恢复重庆经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乾嘉年间的重庆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裔。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占208户。同时，大规模移民也导致了重庆地区人口的迅速膨……1810年到1850年，重庆城市人口从5万增加到20万人。移民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李东芝《近代重庆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1876~1949）》

材料二       重庆商业中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因而就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重庆商业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891年强迫重庆开埠为标志，“商埠且因外人的强迫而开放，商人的地位便完全被动”。商业投机是指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等手段而牟取暴利的商业活动。投机商人预测某种商品价格或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将要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等价格涨跌时就卖出或买进，从差价中牟取暴利。在重庆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会和同业公会管市场，政府放任自流。

——摘编自周勇

材料三   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摘编自袁仁景《改革开放一重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材料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仿行立宪，声称“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厘定官制折上奏后，慈禧“召见庆亲王至六刻之久，然后诸枢臣见，闻圣意不欲轻发也”。11月6日，慈禧下懿旨，栽定中央官制。同意废除旧制，设专任官，增加“不分满汉”的设置。原则上支持三权分立。但是，慈禧既不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也不同意改军机大臣为政务大臣，反而维护军机处一如其旧。袁世凯在致张謇信函中说“此次朝廷宣布立宪，厘定官制，俱由两宫圣明，毅然独断”，所言不虚。不过，慈禧意奕勖等核定的关于各部尚书充当参预政务大臣的建议，令“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摘编自周增光《论新旧博弈中的丙午中央官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