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惧变、拒变，到思变、求变，是近代中国文化心理蜕变的一条线索。甲午之后不出20年，中国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如英法两国走了几百年而没有走完的路。一场变革还没有结束，没有见效，另一场变革另一个思路又呼之欲出。甲午后的一切变革几乎没有一个走完全程，一场又一场的变革叠加在一起，称之为“叠变”最合适不过。叠加的问题越来越多，变革的压力越来越大，终至形成病重乱投医的态势。我们一方面固然有资格指责那些历史人物的失误、见识与决断。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果必有其因。

——摘编自马勇《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等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