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几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从事艰苦工作，数千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材料一关于一战华工的部分研究资料

材料二探究主题

袁世凯去世后，总统府与国务院互相争斗，双方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问题上出现激烈交锋。日本鼓动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并许诺缓交庚子赔款、提供参战经费，得到日本支持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为扩充自身派系的实力，立即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为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美国改变了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并向中国政府施压，强调在与美国协商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17年3月，段祺瑞将对德绝交案及《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递交给受英美支持的总统黎元洪签字，遭拒。同月，一向反对参战的孙中山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认为参战“于国中有纷乱之虞，无改善之效”，得到不少国会议员的赞同。几经周折，国会最终还是通过了参战案。不久，孙中山策动海军总长程壁光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州，发动护法运动。

——摘编自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