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虽然新文化倡导者所要建立的依然是“西洋式的社会国家”，与戊戌时代的“揖日追俄”和辛亥时代的“揖美追欧”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们用民主和科学来概括欧美工业文明的精神的时候，已经越出了仿效某个具体国家的具体建制的轨迹。他们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什么屡屡失败。先是戊戌，紧接着是辛亥。这种悲剧的一再重演，根本原因究竞在哪里呢？于是他们的认识开始由制度层面锲入文化心理层面，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

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激扬理性破除愚昧和迷信的同时，更把民主具体落实到了人权。所谓人权，也就是个体的自主之平等人权的观念意识、纲常名教、金科玉律、偶像崇拜、风俗习惯，即如鲁迅所言：“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主张都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所以，他们大倡民主和科学又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止乎科学和民主，但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了科学与民主。

——改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们为应付这种问题作出了各种选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这些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立，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