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中国近代思想的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

——摘编自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简论——中国近代思想文库总序》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2021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回溯中国共产党从起源、孕育到诞生的整个过程，生动再现20世纪初期的历史大变局，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史诗大剧。

材料一   《觉醒年代》第一集，开篇即以旁白的形式交待该剧的历史背景，“那是在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国际国内形势非常紧张”，并通过以下几个精心设计的视觉式的隐喻镜头来表现。

镜头一：一个大仰角拍摄的骆驼脚掌几乎覆盖了整个画面，只用这一个镜头就表现出当时中国正处于重重压迫之下，且观众的代入感很强，会产生一种被踩踏的感觉。

镜头二：骆驼进入北京城，用了大量的特写和慢镜头来表现车辙。“车辙”在剧中是一个带有高度隐喻和象征性的细节逻辑：自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用“车同轨”框定中国的车辙以来，直到剧中故事发生的时代，中国还在沿用古老的车辙。

镜头三：骆驼商队、老百姓的车、北洋士兵的马队，都要从“车辙”上踩踏过去，隐喻中国还在固守原来的老路。

——摘编自徐妮娜《浅析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中的隐喻镜头》

材料二   《觉醒年代》在创作上更加贴近受众，以书写青春破题主旋律。该剧以“南陈北李”为主人公，跟随其人生轨迹，以《新青年》杂志为主线，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思想潮流串联起来，将故事主体聚焦于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上：不仅有和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陈独秀，还有与工人做朋友的李大钊、以笔杆为利剑的鲁迅以及紧跟先辈脚步、积极寻找救国之路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年轻受众对这样一群有梦想、有不足、受挫折也不言弃的年轻人更能有共情体验。

——摘编自王悦《〈觉醒年代〉给主旋律影视剧的成功启示》

材料   虽然新文化倡导者所要建立的依然是“西洋式的社会国家”，与戊戌时代的“揖日追俄”和辛亥时代的“揖美追欧”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们用民主和科学来概括欧美工业文明的精神的时候，已经越出了仿效某个具体国家的具体建制的轨迹。他们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什么屡屡失败。先是戊戌，紧接着是辛亥。这种悲剧的一再重演，根本原因究竞在哪里呢？于是他们的认识开始由制度层面锲入文化心理层面，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

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激扬理性破除愚昧和迷信的同时，更把民主具体落实到了人权。所谓人权，也就是个体的自主之平等人权的观念意识、纲常名教、金科玉律、偶像崇拜、风俗习惯，即如鲁迅所言：“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主张都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所以，他们大倡民主和科学又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止乎科学和民主，但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了科学与民主。

——改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材料   大革命失败后，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出于对现实和未来的关切，各党派、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讨论。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古典封建派否认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主张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已经解体。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另一派不同意陶希圣等人维持“封建”古义，而对“封建社会”别作诠解，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封建经济、封建政治逐渐解体，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故现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虽然参与论战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1933年，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战场《读书杂志》的停刊，论战逐渐降温。

虽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停止了，但由于论战并没有取得统一意见，论战讨论的问题又触及中国历史的根本，若想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的特质及其发展脉络，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的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并延伸转化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可见这场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备受社会瞩目的社会史大论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摘自杨振红《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等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们为应付这种问题作出了各种选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这些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立，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