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与评价（1919—1949）

结合所学知识，对不同时期国共两党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进行解读。

材料一 国际因素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相关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因果关系。为扩展社会主义的力量，俄共（布）在1919年3月主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向中国输出革命思想。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经马林等与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积极协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从一开始，中共就是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之一，服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发展大局是其组织属性之一。自中共一大开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根据中共中央提供的预算按月发放活动经费，有时还增加发放特别经费，提供的经费不少于100万美元。直至1927年8月后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并在南方山区开辟根据地，才初步实现经济自立。中共一大做出的"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等规定，严重既离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中共二大有关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及其政策略等重要决策的制定，得益于共产国际举办“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下达指令并派代表召集中共领导人加以说服等举措。

——摘编自江沛《转型与塑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启示》

材料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和党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精神的产生作出了决定性贡献。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也为我党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巨大作用，使共产国际认识到独立自主精神对各国共产党的积极作用，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提出"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

—摘编自王春龙《试论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