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建立兴中会，与会的有刘祥、何宽等华侨20多人。同盟会成立后，海外侨居地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如雨后春笋，其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同盟会影响最大。据新加坡同盟会负责人张永福记载，当地华侨得知国内要举行黄花岗起义，每十天左右开一次会，进行筹款，到起义爆发时捐献3万多元。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新马华侨组织演说团、戏剧团，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约2000名华侨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华侨万里迢迢回国参政，在各级革命政府中任职。

材料二   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联合团体。1936年10月新加坡华侨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确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从自身做起，促成国内各实力派之联合，最终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39年6月印尼华侨梁添成离开新婚妻子架机保卫陪都重庆而血溅长空。抗战期间，华侨的捐献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大量侨汇成为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以陈嘉庚等人为代表的侨胞还在大西南积极投资工矿、垦殖、医药等产业。在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抗日的决心及恳请各国援助，获得很好的回响。

-摘编自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

材料   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主旋律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如农民起义、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运动、工人罢工斗争、反帝爱国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等。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以1901年为分界，明确标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19世纪传统民族主义运动从组织力量上看，无论是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社学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坛”“券”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机制。他们借以动员民众的手段是传统社会中的揭帖、告白、歌谣、俚语等具有隐秘性和隐喻性的载体。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力量已是近代临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学生会等。新世纪民族运动的动员手段已经主要是报刊、公告，甚至还有各种公开的演讲、报告等，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性、公开性的载体。

——摘编自王先明《义和团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转型》

材料1914年英国拒绝中国直接参战，但中国人未因此放弃参战的努力。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在唤醒中国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使中国参战的决心更加坚定。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新的谋略来阻止日本阴谋得逞。向协约国派出华工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出的。华工出洋计划不仅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起到关键作用，更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从1916年到1918年，共有超过14万名华工被英法运送到西线战场，他们从事修建铁路，挖掘战壕等各种工作，至少有3000名华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战结束后，华工仍继续留在欧洲清理战场，参与战后重建。当华工获悉日本强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山东权益的控制权时，向中国代表团递交请愿书，要求绝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求。对蔡元培等社会精英而言，中国社会改革与国人出国息息相关。他们提倡国人到国外工读和积极帮助在法华工。借助华工来改造中国也是中国未来领袖毛泽东、周思来等人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志愿。华工归国后成立了自己的现代工会，自己拯救自己的命运。在五四时期，那些归国华工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罢工活动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徐国琦《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