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产阶级）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摘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材料二   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朱镜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发表于1928年9月）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误了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

——摘编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总结道，论战参与者“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甚至“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东（日本）、西（欧洲）、北（俄国）三个不同渠道把这一先进思想传入中国（如表 所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摘编自徐行《留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杰出贡献》

材料一

——摘编自王秀杰等《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嬗变与价值创生进路》

材料二   一战期间，14万中国劳工“以工代兵”奔赴欧战。《达东评论》的一篇文章称赞说：“毫无疑问，华工赴欧援战将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将成为这次欧洲大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1917~1918年间，《华工杂志》等报刊大量报道了德奥罢工风潮、法国铁路和纺织工人罢工运动、日本罢工风潮、俄国工人罢工运动以及伦敦纺织工人罢工运动等。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有200多万。1914~1919年，工人举行的全国性罢工有108次。陶希圣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些运动的影响时说：“各种社会思想和政治学说在学生大众中如风起云涌，并行不悖……社会问题的主流的劳工问题亦渐从知识分子的空想转入社会的实际生活……他们与劳工为伍”。正是通过这一代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了中国社会思想。此后，“劳工神圣”逐渐取代“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这让人似乎感觉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意犹未尽时，突然被另一个新号角打断，然而审慎地考察就会发现，历史的潜流已在悄然涌动，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摘编自熊秋良《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践》

材料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摘编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人们终于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背后隐藏的血腥和掠夺，这给热烈追求西方文明的中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影响，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度陷入沉思，正如李大钊所言，“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1917年4月，李大钊就开始认识到：近世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近世国民的运动是解放的运动，这个解放不仅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解放，而且还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放……很明显，李大钊等人在学习西方的航程中已萌发出新的航向，寻找能为人类带来真正和平幸福的新文明。

——摘编自金鸣娟《试析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影响》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对非洲不得不放松某些限制，允许以至鼓励非洲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和扩大……在非洲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同时，非洲社会阶级结构和力量配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发生了违反帝国主义殖民者主观愿望的重大变化。

——摘编自顾章义《论二战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崛起》

材料一   1922年，中共二大就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由此迈出了联合救国的第一步。1923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了联合救国的具体方案，指出“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也为早日促成革命联合战线奔走努力。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提出将国民党改造为革命阶级的联盟，确立了“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成为推动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重要保障。

材料二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推行民主共和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从立法高度确立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保障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明确指出：“各级参议员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有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些规定和举措增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权利，增进了各革命阶级对中共政权的认同。1944年的劳模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强调加强“三三制”政权的新型民主形式，并且要求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更加广泛地吸收各党派各层次的人士。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三三制”政权成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典范，开创了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权雏形。

——以上均摘编自郑珺、段治文《中国共产党党际协商民主百年进程的逻辑演进》

材料一   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的部分结果：

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

——摘编自杨天宏《“大革命”前夕的社会心理变动》

材料二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彷徨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与视野，“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阶段，西方被热切地当成一个绝对的、不容质疑、唯一可能的行为标准来接受。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的屠杀，使西洋文明顿失光泽。

——摘编自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材料三   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要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对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模式，寓社会主义的共性于“有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摘编自王廷科《“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