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9年，延安召开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会场讲话,他指出全国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虽然“起了先锋队的作用”,但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主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是判断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广大知识青年既要“贡献给这一空前伟大的民主革命”,更要献身“建设一个伟大新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实现世界观的改造。

1979年《人民日报》五四社论指出:“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我们都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错误的，我们都要修正。这是最彻底的科学态度。”

201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摘编自郭祥《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运动方向口号的百年演变——基于五四纪念文本的历史考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遇到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边求人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摘编自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材料一   拿破仑在执政初期的1801年开始了其雄心勃勃的法律改革计划，以此来确立法律系统的标准和司法公正的准绳。拿破仑的法律改革主要依赖一批优秀的法学人才。专门起草法典的这些人都是法国当时杰出的法学家、政治家、律师。他们前后共开了107 次全体会议，而拿破仑至少主持了55 次。每次开会时间都很长，有时候会议甚至从中午开始，到深夜才结束。他们的讨论也很深入，拿破仑经常参与讨论,还会问“这公平吗?这有用吗?”等问题。拿破仑除了在文风上给出一些指示外，还要求把当时法国的法律、法令凝合成一套适用于全体公民的一元法律体系，规定普遍的原则，给予法官以明晰的裁判空间。1804 年，《法国民法典》最终通过的时候，其体量之大超乎想象，竟然长达2281条、493页。

——摘编自马建红《拿破仑与他的法典》

材料二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段。为了适应社会客观实际形势的发展需要,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司法部宣布举行法官考试。第一试测国文和三民主义;第二试测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宪法;口试为最后的考试，注重测验应试者的政治态度。其次，司法部创办了“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训练时长定为四个月,训练目的是给司法人员灌输革命知识，讲授的科目着重于三民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而关于法律问题的讲座，则占很少时间。此外，司法部整改了原来分设的审检机构:审判方面,在中央设大理院,在各省市设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检察方面，在中央设总检察厅，在地方设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等。但是改革很快就不了了之。

——摘编自黄晓东《大革命时期的司法改革》

材料一       1907年底，清政府农工商部奏准颁行《农会简明章程》，敦促各地设立农务总会及分会、分所。许多资本家认为“我国以农产立国，非振兴农业，不足以救危亡之时局”，积极参与组织农会。据记载，各地农会的会员或是具有举人、监生等功名职衔的人，或是新式学堂的毕业生。还有不少农会规定，只有“素有实业，热心任事者”或“富有田产，为一方巨擘者”，才有资格出任农会的领导。清末农会在研究农学、讲求农务、创办农业试验场、推动农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清末农会会员人数很少，如1910年成立的四川农务总会，总会和分会会员仅有1955人。因此，农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不大。

       ——摘编自朱英《论辛亥革命前的农会》

材料二       1924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拟定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章程。章程规定，“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农村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的劳动者”，愿履行一定手续的即可取得农会会员资格。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协会的责任，是以农民利益为奋斗的目的”“同时要与中国革命有利益”。农民协会“要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除去贪官污吏、买办、地主、劣绅土豪的靠山，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战功”。农民依靠农民协会这一组织形式，致力于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创造自己的民权，“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1927年初，全国已有17个省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900余万人。

       ——摘编自李永芳《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协会》

材料一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全新的政治局势。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许多后来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青年产生了启蒙作用。陈独秀《谈政治》，抓住关于国家和政权的问题来阐释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已有很明确、也很坚定的看法，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直接作用。作为陈独秀助手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不容忽视的贡献。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也很重要。

——摘编自耿云志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

材料二   为了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1950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部门各行业都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宣传和普及了以下几个：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1950年12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毛泽东在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全国迅速掀起学习“两论”的高潮，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开端。

——摘编自欧阳雪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