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训政”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表述通畅）。
材料 20年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大论战刚萌芽，但论战双方的阵线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章士创。他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他们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
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2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时以农立国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如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基于自身立场，均颁行了自己的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经过修正的《工厂法》和1931年及1933年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其部分信息见下表。
法律法规 | 最低工资标准 | 工资发放形式 | 工资发放时间 | 加班工资标准 |
《工厂法》 | 以工厂所在地的工人生活状况为依据 | 通用货币 | 定期发放，每月两次 | 延长工作时间应加给平时工资的1/3—2/3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年） | 劳动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额 | 现金（不得使用物品）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 | 休息日和节假日，发双薪；额外工作，发双薪；夜间工作，按一定的比率增加工资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年） | 由当地政府依据当地生活水平和职业等级，确定最低工资 | 货币和实物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临时性工作）工作完成时发放，且应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内发放 | 2小时以内，增加50%；2小时以上，增加一倍 |
——摘编自衡芳珍《二十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1)根据材料，指出国共两党劳工政策中关于工资规定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共两党的劳工政策。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唐宝应元年（762年），盐铁使刘晏再变盐法，将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官收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后转售商人；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得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立“纲法”。……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与煎户直接交易，收买、运销之权悉归于商人，并得世袭。清代盐政，承袭明末纲法。雍正、乾隆、嘉庆之际，国泰民安，户口繁殖，盐销量剧增。盐商以有专利，遂致暴富，生活穷极奢侈。于时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三 自民初以来，以张謇和景学钤为代表的盐务改革派，为兴利除弊，致力改革中国盐政，但因盐商势力太大，未有结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改革派的努力下，至1930年，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刷新盐政。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的盐政专门法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争状态，确保军需民食，同时尽量笼取盐利佐助军费，国民政府于1942年推行政府专卖制。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转入战后建设，于1945年废止盐专卖，改行征税制。1946年行政院颁布《盐政纲领》，1947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盐政条例》。总观国民政府在战后实行的征税制，虽标榜就场就仓征税，任人民自由贩运买卖，但实际上盐的生产运销仍为封建势力和官僚所把持，巨额盐利亦由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所独占。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盐业制度演变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古代盐业政策的调整。(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盐政改革的背景及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 中国(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摘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
材料二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摘自《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40年代政权建设的探索。(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毛泽东《论新阶段》
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如图），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就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其间代表性的国共两党的关系，也经历了20年代“党中有党”、30年代“国中有国”、40年代前期“一国两制”的阶段。
——摘编自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1)“近代中国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试从20世纪20年代“党中有党”、30年代“国中有国”、40年代前期“一国两制”的相关史实说明其含义。
(2)“20世纪中国的三次革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试以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评析这个观点并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中国陕甘宁边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2020年4月，教育部将该书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下表为该书的目录节选。
| 章目录 | 主要内容 |
| 第三章在保安 | 对毛泽东的初步印象;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的基本政策;红军大学、红军剧社等。 |
| 第五章长征 |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历程。 |
| 第七章到前线去的路上 | 普通农民对红军的拥护;苏区工业的繁荣以及苏区人民的乐观精神。 |
| 第十二章回到白色区域(国统区) | “西安事变”以及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影响;分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复杂社会背景、面临挑战及终将取得胜利的原因。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教育部的这一举措。
材料一 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明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街、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注意边疆问题。民国时期提出，所谓边疆有三种含义，即地理边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国民党中央和民国政府提出，要团结各民族形成一个大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统一的中华民国，这改变了古代“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民族观。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国防的安全，开始重视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尤其是“自东北事件发生以来，一日而蹙地千里，国人视线所集，益觉边远省区建设之急切与重要”。国民政府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改革盟旗制度等，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达到国家政治的一体化。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边疆立法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